在2026年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文两位残障作者诉说了别样的故事——如果残障者拒绝被视为需要帮助的对象，我们要如何相信与挖掘自身的行动能量和彼此间的相互支持？
志军，27岁新疆籍轮椅青年，自称"残障生命实践者"，经历32次骨折，拥有9年独立生活经验，致力于残障叙事写作；知世，1999年出生的安徽农村女性，轮椅使用者，曾长期被困在家中，后通过不断移动和实践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可能性。两位作者深入探讨了残障者如何通过真实的生命交流制造彼此的"附近"——不再依赖抽象的同情或制度化的"蛋糕分配"，而是通过具体的相遇、对话和共同行动建立联结。
这篇对话体文章是一次关系性写作的创新尝试。通过两个人的交流记录，展现了残障青年如何在和彼此的对话中看到各自的世界。如同志军所说，“我呼吸的每一秒都在抵抗单一化标准”，又如知世所说，“那种既能被他人支持，又能支撑他人的感觉，让我感到深深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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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志军、知世
编录 / Emma、蓝熊
我们是谁?
志军：我是张志军，一名新生代轮椅青年，经常自称为”残障生命实践者“，以及不断游离在主流社会和边缘群体之间，通过自身的行动去找寻生命的可能性和答案。
再讲述一些具体信息，我今年27岁，骨折32次，拥有残障、罕见病和熊猫血身份，来自新疆北部，18岁走出家门，独立生活9年时间，全职残障及罕见病工作9年时间。
知世：我是知世，1999年出生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农村，是一名轮椅使用者。
过去的四年里，我辗转于三个一线城市，在不断移动中探索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喜欢用文字记录身体感知，也关注女性处境。
因为在此之前，我的青春记忆是空白的——生活停留在同一个空间、同一种状态里，没有变化，也没有向外延伸的可能。
六年级那年，我辍学了，跟着父母去了天津。白天他们上班，晚上吃完饭便各自休息，我几乎没有与人交流的机会。我没有同龄的朋友。三年里，我只出过一次门。就连剪头发，也是父母把理发师请到家里来。房间里的床、窗户，以及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几乎就是我全部的世界。
我经常躺在床上看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那时电视里流行偶像剧，一群朋友在一起，青春洋溢。他们会出门上学、上班，会一起吃饭、逛街，会谈恋爱、吵架、和好。我也常常幻想，如果我穿越到他们身上，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是不是也可以有朋友，可以一起吃喝玩乐，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有时我甚至会担心：如果我“变成了她”，那她原本的人生要怎么办？
或许是因为太孤独，我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在角色说台词时，我会一句一句去数，是单数还是双数，然后跟着学。自言自语，成了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志军：知世是我2020年认识的朋友，我当时处于边上班+自考的状态，所以她在一个残障交流群里，看见我在微信群里分享自考经验，随即添加了我的微信。
她身上的经历与我相似，但细看会有很多不同，比如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拥有独生子女的身份，父母的支持相对会更多一些，而知世有两个弟弟，并且拥有在乡村长期生活的经历，还有在天津一个卧室里生活了3年时间，通过观看电视节目，数主持人说了多少字，最终形成了较为标准的普通话，这段时间里，她只出门了一次。每当我想到知世的经历，头脑里总是浮现“隔离”这个词，也让我产生了许多共鸣，我曾经形容自己的18年人生，是坐在轮椅上，看着卧室窗台外景色，感知“春夏秋冬”经过。
知世具有女性和残障身份的交叉特质，丰富了看待残障的视角，这个交叉特质是我不具备的，且不能妄自去表达的。那么这样的行动者产生，会有更多观点和视角上的互补，让彼此开展残障行动时，尽量降低新的污名产生。
知世：我和志军是在2020年通过残障社群认识的。当时我想了解自考的经验，加了他的微信。
我们聊彼此的经历，也聊在家中的处境。志军会说起他身上骨折了多少次——骨折是我生命经验中不曾有过的，我只是觉得疼。真正让我有共鸣的，是我们相似却又不同的童年。
或许因为性别不同，我比志军更陷入无助的状态。志军的父母给他买了婚房，十几岁时他就有自己的电脑，能学PS接商单，还建了一个200多人的社群。虽然他和我一样，童年没有走出过家门，但他的世界是敞开的——他有“成功”的经验可循。而我在2019年之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残障者存在。那时候的我，连这些信息的入口都没有。我不只是被困在房间里，更像是被困在一种没有路径的人生里。
我们如何从彼此身上获得启发，以及我们各自的成长
知世：想要问志军，在独自探索的过程中，你没有遇到其他残障行动者吗？会感到孤独吗？
志军：在这里，我先解释一下何为行动者，在我的理解里，行动者是具有残障生命经验，并不断觉察日常生活里的细节，在此基础上做一些自己愿意做且好玩的，与残障相关的行动，行动的更深含义，是主体的行为，导致发生动态的变化。行动本身不一定要大规模，要有明显的成效，通过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在不同的场合现身，表达“我”的经历和视角，尽可能的影响一点点人和事，就够了。
但，残障青年成为行动者，可能是需要一些契机和缘分的，所以我们认识的前四年里没有太多对残障行动层面的交流，我独自探索。
独自探索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残障青年行动者，但还是回归到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信任其他残障青年行动者，怎么看待名为“资源”的蛋糕，也就是当一个残障青年行动者在某个领域出现，可能基于残障的身份，得到更多名声和影响力，那么这时候遇到其他残障青年行动者，对方询问我的经验和方法论时，我的表达是否需要足够坦诚？当我坦诚以后，我的方式会不会被借鉴，那我的独特价值还有没有？我会不会被对方替代，最终导致我在某个领域的影响力和名声逐渐走低，不受重视？这些问题会让残障青年行动者之间变得小心翼翼，要让我一句话表达，应该是“表面上的你好我好”，维持体面，难以产生合作关系。
那么孤独的问题，则需要链接更多人来解决，他们需要具备不同身份，处在不同领域，我要做的是专业互补，让残障这个事儿变得好玩一些，我们除了残障身份以外，还有一个核心身份是青年，所以应该去体验没有体验过的，完成各种人生第一次。
当然，我意识到团结更多人推动残障议题，也是2024年下旬以后了，主要发现自己对残障议题很上头，什么都想做，但实际上精力有限，额外行动甚至会透支生命，这也是我后来常说“命只有一条”的原因。那么找寻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儿，则是我的核心目标。
知世：在和志军的聊天中，我经常听他提到“资源”这个词。但那时候我还长期封闭在家，感觉这两个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以为，那是身处社会中、想要往上走的人才会用到的东西。
后来我进入社会，却常常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心态，依然觉得自己毫无资源，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支持体系。我把这归咎于自己的迷茫——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去积攒资源。
有一次，我把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资源，分享给了一位残障伙伴。后来，这份资源被他反过来用来巩固自己的优势。这件事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落差感,一是，我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仅有的那一点善意分享，却换来了被剥夺的感觉；二是，我并没有选择像他那样做，因为觉得那有悖于自己的价值观，而对方却可以利用资源为自己谋利。我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太天真了？
与此同时，我也在不断思考：到底什么是资源？身边的朋友、家人算资源吗？在残障领域，我需要拥有什么，才算是拥有资源？当我从一个封闭的农村环境走到更大的世界，我并不知道如何去理解或使用资源，也没有人教过我这件事。其实当你站在匮乏的位置上，连“学会怎么摆脱匮乏”的机会，都是匮乏的。
很长时间里，志军成了我的“对标账号”。我只能躺在床上的时候，听着他分享自己的工作，分享与哪个朋友见了面，加入了哪个圈子。我们两个像是相融又对立的人——我很羡慕他的状态，能独自生活，能拥有那么多朋友。
时间长了，我发现我很依赖志军给的信息，甚至不敢反驳他，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对的。这种情况困扰了我很久。我也不想碰残障圈，因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怕被人吐槽。
志军：关于敞开，我的理解是人生阶段不同，那时候知世处于居家状态，我已经在外独立生活了，我们经历的每一天会有差异，虽然都是白天到黑夜，再加上知世也想多一些线下社交，认识更多伙伴，那么她对我的生活状态，会有敞开的理解。
我能够感知到知世的不敢反驳，但我当时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喜欢输出主观看法，导致出现强势的态度，俗称没什么人情味，只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在2022年经历了人生重大变化，经历了骨折+抑郁+离开罕见病议题以后，让我开始思考自身性格，意识到过于强势只会拉远与他人的关系，我的生命应该是柔软的。
知世：转折发生在我知道实务学堂之后。2023年我去广州找志军玩，聊起我的迷茫——我想要一份能让自己成长的工作，但没有学历和能力，也不敢离职。志军给我推荐了实务学堂，说那里是新式教育，校长人很好，感觉我现在的状态很适合去学习。我通过公众号了解了学堂的很多信息和价值观，觉得确实适合自己。最终，我辞掉了改变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去了广州。
在实务学堂的日子，和我之前的所有经历都不一样。我不再只是“听”，而是开始“做”。我尝试多与人交流，写公众号，剪辑视频，做主持人，参加读书会分享，每次打车我也刻意锻炼自己跟司机聊天。每一次小小的完成，都让我多一点点相信：我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我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
当我在实务学堂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实践经验，再回头看残障社群里的讨论时，我发现我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了。我开始敢表达自己的看法，敢在志军面前说出不一样的意见。不是为了反驳而反驳，而是我真的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判断。
那种感觉很奇怪，也很踏实。通过不断的实践，我不再需要把志军的话当作“标准答案”，因为我自己也有了走过的路、做过的决定、失败和成功过的经验。
我很感谢志军给我的那些信息和支持，让我不断地突破自己；我也感谢后来拥有的那份敢于质疑、敢于表达的自己，我需要先走出去，自己去试一试，才能从那个只能仰头看着别人的位置，走到可以并肩说话的位置。而如今我们一起做着残障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志军：2024年，当知世不断提及自己对残障女性议题的好奇，我意识到对方可能是我的同行者，所以分享了相应的文献、书籍内容，供她进行初步了解。毕竟，我的理解里，残障议题如同大海一般，深不可测，做行动需要不断做知识储备，才能逐渐找到着力点，以及那个“我真正感兴趣和想要做的是什么”的问题答案。
那残障知识该如何找寻搜集？似乎成为了一个新的门槛。另外，我发现不是所有人会对深入的残障知识感到好奇，以及坚持阅读，还有，每位残障青年行动者侧重点、面对的人群不同，行动也会有差异，比如有些行动者更关注物理无障碍推进，有些行动者更关注残障与艺术的融合，虽然宏观上说是在做残障行动，但所具备的经验和方法、策略会有明显不同。
这里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残障青年行动者们是否会彼此合作，可能也因为所具备的经验和方法、策略不同，降低了合作几率，刨根到底，可能在核心理念上就有明显差异，并且现有的资源蛋糕较少，蛋糕怎样分配，也成为了问题。
我有邀请知世可以自行梳理自己对残障女性议题里面的哪个细分，感到好奇。当然，不久后我意识到这样的梳理不一定适合每个人，行动才能带来真知，以及找到锚点。
知世在西安、广州、成都等城市的流动，开展了相应的残障行动，她能亲身感受残障青年社群的处境和文化，了解到大家在经历什么。我们基于一些行动实践，不时地进行线上对话，把脑海当中模糊的观点，逐步清晰。
2025年7月，我看见了知世在叙事表达上的变化，表达了“残障身体与舞蹈，以及身体不可能”的观点，以及在每一篇个人公众号文章内，都蕴含了自己温柔且坚定的抒写风格，我认为时机已到，邀请知世加入残障青年访谈项目，在西安跟一位罕见病青年对话，探讨家庭照护、生命倒计时、个人可能性等话题，进行文字抒写。
2025年9月，知世的抒写陷入了困难，她对于跟那位罕见病青年对话的问题，有一些拿不准，以及在第一次对话后，整理的文字素材涉及到多个残障议题，想要在一篇文章上完整呈现，难度系数很大。”一步步来，这次抒写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截止日期，我们可以先逐步串出来一条主线，再润色文章内容“这是我当时的回应，我们在接下来一个月半的时间里，每周进行一次线上抒写支持。
当完整的故事出现在我和知世眼前的时候，那一天我的嘴角就没下来过，我开心的是看见一篇真实又独特的故事产生，也收到了知世的反馈”抒写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解答了自己对残障身份的一些疑问“，抒写让我们的残障生命经验沉的更深，内心也更加安定。
过去的岁月里，我曾多次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残障叙事？我想给公众带来什么？我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我自己，还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些问题破除了我的迷茫，也在我和知世基于抒写的对话里，不断提及，叩问本心。
知世：志军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直给予我支持的朋友。他在我还未走出家门时，就已经有多年在社会上独自生活和工作的经验。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的人。他会主动寻找资源，阅读大量关于残障的书籍，认识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很多时候，当我对一些问题还停留在模糊感受时，他已经能够用系统化的方式去理解和分析。很多关于残障的知识，都是他分享给我的——书籍、文献、公众号文章。正是这些分享，慢慢打开了我接触残障议题和写作的入口。前几天聊天时我还对他说，他给我的这些资源，是普通残障伙伴很难接触到的。
这两年，当我开始向他表达出想做点什么事的苗头，他便给我相关资源，支持我去成为残障行动者。我一开始有些困惑——我经常听到志军说残障圈子里“人多肉少”，资源有限，为什么他会愿意分享他辛苦得到的资讯？后来通过聊天我才明白，他想要的是大家一起去做事情，去打破现有的模式。
我们也开始一起做新的尝试，比如写残障叙述的文章。写作过程中，我常常越写越乱，找不到重点，而志军总会用他的逻辑帮我整理文章框架。对他而言，这也是一次尝试，想看看残障叙述是否真的能“成功”；对我而言，困难但很有帮助的是，我需要不断回溯过去，整理自己的内心。
像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很新颖——平常我很少有机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而每一次书写完成，都让我对自己多一分了解，也对选择多一分清晰。
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其实是在帮助彼此回答一些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想要什么？又准备走向哪里？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志军已经在路上，而我还站在路口张望。
有一次，我跟他说，我想做和残障女性有关的事情。他问我：“残障女性也有很多不同领域，你想做哪一个？”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但他提的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慢慢找到答案。
在这些交流中，我发现志军更像一个思考者。他通过阅读、研究和讨论，建立起自己对残障议题的理解框架。而我不同——我是从生活和关系出发的。我先在社群里认识人、参与活动、组织活动，然后在一次次具体实践中，看见自己在残障方面能做哪些事。
想问志军，为什么想要更多人了解我们，从你个人出发会有什么不同的收获吗？
让别人了解我们，重要吗？
志军：大家活得太透明了，我总说“活着的透明玻璃”，这种不可见太普遍了，试想你和我出门，每次能见到多少残障人士呢？这其中有多少残障青年呢？我可以用寥寥无几来形容，甚至除了“我”以外，我看不见其他残障人士，似乎“我变成了例外”，我并不喜欢这种例外感，我希望迎面走来的是拥有不同差异的人。
从个人出发有什么不同收获，我会觉得行动能带来红利，也就是你属于少数，所以你的行动会带来更多名声和影响力，但实际上需要的是这些吗？似乎名声和影响力只是行动过程会产生的，而不是结果，或者说核心目的。
我最近几年也在尽量“去中心化”，说真的，我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定义的重度残障人士形象，以这个形象出现，无论做什么活动，达到什么成效，都会被夸，似乎我“行动”本身就已经很棒了，但我不想要这种夸赞，而是凭着本事能力，把自己想做的残障行动做好，自己满意。
另外，这种夸赞可能也让我自满，我觉得自满是最可怕的，这样就无法进步了，所以自己会一直警惕自满的产生。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还有一个我个人的收获，就是我能通过接触大家，了解到大家是怎样看待和理解残障定义、残障人群的，这对我来说非常好玩，也能了解到一些人对我的反应，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们动力来自何处？
志军：抒写为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残障行动动力。
对于初入残障议题的我来说，我不清楚要朝什么方向发展，也不知道在残障生态里我想要处于什么位置。偶然在社媒平台刷到一篇罕见病人士写的非虚构文章，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要不要以自己为研究对象，观察自己的生活，进行抒写”。用朋友们的话来说，张志军性格是想到就行动，我确实在随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写了近三万字个人成长经历，在一个非虚构平台上发布，收获破万的阅读量和近百条阅读反馈，部分阅读反馈与我想要给公众呈现的叙事目的相契合“不励志，也不苦难”。
其实，我不是很反对励志或苦难叙事，我尊重每一位残障人士的主体表达，大家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外界评价是不同的，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每当有残障人士在我面前说以上叙事时，我很能理解，不会去反驳，不会让对方一定要接受残障自信、残障接纳等观点。
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只谈残障人士要接纳自己的时候，会形成另一种话语霸权，忽视了个体的独有生命经历所造就的思想。
后来，我陆续抒写了残障与性、残障自我认同、残障打车等文章，进一步理清我自己是谁，我不需要用社会男性身份去定义自己，也不用去代言哪个残障群体，通过标榜所谓的独特见解来获得荣誉。我仅代表我自己，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我拥有罕见病、残障、熊猫血等特征，我希望将年轻的生命，所遭遇的经历都表达出来，而不是被名为”时间“的河流淹没。
另外，我逐渐关注到很多残障青年的声音是隐形的，所以我开始陆续访谈了与我年纪相仿的残障青年，大家到底是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么产生了残障时尚与身份认同、残障青年流动性等主题文章，我很感谢每一位接受采访的残障青年给予信任，让我能够走进大家的生命里，并分享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对话，探讨生命、残障、与其他身份的交织性，在过程中丰富彼此的生命，知世也是我其中一篇文章的主人公。
知世：对我来说，最滋养生命的事情，就是建立与自己、与他人的链接。而书写，也是我实现这种链接的一种方式。
从我开始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在不断探索如何与人产生真实的连接，如何满足内心“被看见”的需求。幸运的是，这一路是被我的女性朋友们推着向前走的。
她们大多活跃在残障领域，或从事与残障相关的工作。在我尝试新事物时，她们会肯定我的想法，给予我支持；在我害怕或不敢表达时，她们会鼓励我，主动把我介绍给社群里的其他伙伴。正是她们的推动，我才慢慢敢说话、敢尝试，也真正开始接触社群，并在残障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实践。
在参与残障女性社群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虽然大家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但活动结束后，关系往往容易淡化。真正有价值的，是有人在你的生活中持续出现——就像这些女性朋友一直陪在我身边一样，让我感到被托住、被理解、被支持。
于是，我发起了一个小小的女性小组。我们六个残障女性，每周见一次面，一起吃饭、看电影、聊天，也讨论许多作为残障女性共同面对的议题。我们会为对方在要不要离职时出主意，也会倾听彼此讲领导如何刁难。渐渐地，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而我，也在这个城市里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归属感。
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凝聚力。那种既能被他人支持，又能支撑他人的感觉，让我感到深深的满足。
志军：在建立女性小组以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儿，或者有共鸣的经验？为什么印象深刻，为什么有共鸣？
知世：在一次小组聚会中，我们聊到一位姐妹想考研的事。我好奇问她为什么想考研，她说考研为了不结婚。她今年才24岁，但几年前就开始被家人催婚。她是本科毕业，可家人给她介绍的相亲对象，不是比她大很多，就是初中学历。我听了很有感触，因为过年回家时，我也被催婚了。我们两家人的说辞几乎一模一样：“找个年纪大一点的、长得不那么好看的、家里穷一点的，但能照顾你的。”
就在我们两个互相共鸣的时候，现场另一位姐妹却说，她的经历和我们完全不同。她的家人从来不催婚，甚至在谈论其他孩子的婚姻问题时，会刻意避开她，仿佛她的人生选项里就不该有婚姻。三个人的故事摆在一起，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更深的问题：无论是被极端地催婚，还是被刻意地回避“婚姻”这个话题，本质上都在扼杀我们作为残障女性的主体性。前者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后者剥夺了我们被承认有欲望、有未来、有自主决定权的可能。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刻，是源于我对残障女性这个身份的高度敏感。我16岁时，就有亲戚给我爷爷打电话，想给我安排相亲。当时我感到非常恶心，我还未成年，也不禁在想：难道我人生的价值，就是结婚生子吗？跟姐妹们那次交流让我明白：不管是催婚，还是刻意避开婚姻这个话题——我们要的，从来不是“结婚”或“不结婚”，而是“有选择的权利”。
还想做点什么？
志军：残障行动，让我摆脱了单一的残障生命视角，增加了观察视角，观察自己是怎样完成独立生活和独立出行的，过程中的细节再进行拆解，比如我会不定期做手术，那固定的肢体部位会带来新的穿衣动作，以及新的上下轮椅动作。这些观察到的身体变化，让我开始对自身的遭遇产生了新的表达，叫做“有意思”。
另外，我可以感知到随着开展残障行动，而逐渐积累的使命感，我在很多场合都是唯一的残障青年，很多时候表达是“不得不”，整体表达风格变得更加清晰和有逻辑、坚定。曾有其他少数议题的行动者询问，难道残障领域的行动者都是你这样的表达吗？为什么如此坚定？可能，我的表达只是想邀请公众不能停留在宏观的8502万数字，我们不是活着的透明玻璃，我们是鲜活的人。
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份认同已经发生变化，我认为自己不只是个行动者，也是在文章开头所说的”残障生命实践者“，我就是拥有差异化的生命状态，可能下一秒因为摔倒而发生骨折，第二天戴着石膏出行，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我更加明白差异化个体的重要性，我呼吸的每一秒都在抵抗单一化标准。
知世：24年开始做残障行动之后，包括残障叙述的书写、组织活动、在社群中行动。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我有了更多尝试的勇气。它打破了我“不可能”“我做不到”的心理限制，让我越来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的。同时，在与残障伙伴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彼此看见，增加了生命的广度。了解相似又不同的人生经历，也让我不断对照和回看自己的生命，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如果要我用两个词概括“残障行动”对我的意义，我会说：是链接，是看见。
但说实话，我并没有坚定地去“搞残障行动”，也从未把它当成人生使命。我理解的“残障行动”，好像是宏大的事情——政策倡导、社会运动、制度变革——需要坚定的信念和专业的知识。而我，好像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残障女性，做着一些普通的事情。我会犹豫，会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也会反复问自己：我能靠这些事情养活自己吗？还是该去做更赚钱的事，让生活更好过？
所以，“成为残障行动者”这件事，对我来说目前还是模糊的。它只是偶尔会冒出苗头，并不构成一个清晰的职业或身份标签。可是，每当我和残障女性相处，听到她们面临的困境时，我都会忍不住想：如果有人曾经像我一样，困在房间里，困在内心里，那么她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机会？一个去认识朋友、去参与事情、去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机会。
志军：近两年，我愈发关注身心损伤带来的影响和重要性，不再单纯强调社会障碍的含义。说真的，我经历了32次骨折和7次手术后，我会思考那些和我一样有大量身体疼痛、管理经验的人，Ta们在哪里？我想，我接下来的行动要找寻更多拥有相似经验的人，一起聊聊我们与疾病的关系，我们是怎样理解和管理疼痛的，我希望整理大家独有的经验，让我们一起对着世界，大声喊喊话，我们存在，需要更多人知道。
知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残障女性的身影：历经艰难生育孩子的残障女性，被家庭压力催促结婚的残障女性，小时候遭受过家暴的听障姑姑，以及那些被拐卖、被迫生育的残障女性。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当年那个困在房间里的自己。如果没有走出家门，没有认识那些残障伙伴，也许我的生活，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关于未来我还要做什么——就像志军问我的那个问题一样——我其实没有完全清晰的答案。但至少现在，我希望让更多不被看见的残障女性，被看见、被听见，让她们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如果可能，也希望更多像当年的我一样的残障女孩，能走出房间，认识朋友，拥有试错和成长的机会，在自己的人生中获得一点点掌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