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在被算法和短视频日渐统治的时代，人们对于讲故事的人的耐心愈发减少，对听故事的兴趣也开始了了。然而，人类往往是在分享故事中，建立起最原始的联结。本雅明曾在《讲故事的人》中提到，“人们很少意识到，听众与讲故事的人之间的天真关系，取决于听众有兴趣保留听到的故事。心无旁骛的听众要保证自己能够复述这个故事，这才是重中之重。”
在全球流动与隔绝并存的今天，讲故事的场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Damn True Festival 真的故事节」所展现的那样，一群人为了讲故事、听故事，专门聚集到既非出生地也非发源地的“第三地点”，让类似的会议现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田野观察点。
作为一个由在场奖金与华语非虚构创作社群共同搭建的平台，「真的故事节」透过跨越三天两夜的讲座、对话、工作坊、市集与音乐，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语非虚构创作者们得以相遇、碰撞。在这里，真实的个体经验与不同形式的艺术交织，激发出迷人的火花。第二届「真的故事节」在 2026 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于东京举行，具体的活动动态与详情可以关注其官网（damntruefestival.co）或订阅 newsletter。
在本文讲述者舒肖olia 的笔下，她深刻地勾勒出了这种相遇带来的体验。在动荡的 2026 年，这种形式的聚会不仅是一种短期的交流，更像是在碎片化的日常中注入了某种定心剂。她观察到，当人们从线上的高频互动回到线下的缓慢投入时，那种共情能力与投入意愿是极其珍贵的。无论是边缘化的当事人叙事，还是多角度的真诚记录，当这些真实的故事被听见，那种对立的虚假与遗忘便随之瓦解。
olia 认为，在冲突、劳动、性别与家庭等命题背后，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有事发生，有人发声。这种跨越政治与洪流隔阂的记忆相遇，让离散者听到了回音，也让创作者们找到了互补与共生的力量。希望正如她所期许的那样，这种促进理解与沟通的华语空间，将会以各种形态在各地开花，最终让我们在讲故事与听故事中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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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 舒肖olia
活动日期 / 2025/12/19-21
编辑 / 王菁
起源
2025年中，我在社媒上看到“真的故事节”（Damn True Festival）的海报，惊叹地发现12月的那两天半我机缘巧合下也会在东京，平时不在华语区的我求知若渴，立刻报了名，又幸运地找到了当地朋友有沙发借住。
东京在我的印象里和华语的关系不大，去之前我对日文和中文的复杂渊源也没甚概念，但到了东京之后慢慢发现这个选址好！在繁华的东京处处有汉字，像我这样的日语文盲也不至于迷路。偶尔也会听到华语，且和各个华语密集区都在几个小时飞行区内，并不算远。
这样似乎既能抽离某些因地缘位置而产生的滤镜、禁忌、刻板印象，又能跨越媒介地串联起各地、各种语境下、不同经验程度的华语纪实创作者。
这样的场域，还是首届的尝试，显然吸引了很多人专程而来，从工作人员、讲者、市集摊主、到参与者都如此。当一场讲话的观者被问起有哪些是不常驻东京，从外地赶来时，大约有一半人举手。
真的故事节场刊的前言里写到：“让差异被看见，让理解得以展开，正是纪实创作最古老也最珍贵的使命。“ 这句话让我一直难忘。
那两三天里，地缘政治的紧张没有停止。但当看到大家同台分享经验、对话聊天，打开的话匣子，陌生和隔阂一点点松弛。当创作者、出版者、行业运营者展示解释自己的工作摘要，有经验的人带领工作坊教学入门者如何做起。创作、生活、手艺的共通性成了对话的催化剂。
临行
年底降临，临近活动开始的时候我变得难以形容地忙碌。赴日计划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一件让人有些慌张的事，连不太关注新闻的我妈都突然发问：”事态变化，现在去安全吗？“办好了去日本的签证又定了机票后，我稍松了一口气。
来到现场前，第一次去日本，日语会不超过五句话，但有了通日语的朋友在身边，也可以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先在日本的离岛小城市做了一周多的密集讨论、记录和探访，期间还遇到北部有场七级以上的地震。等赶到东京，这个包含了23个区和1400万以上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时，我有点措手不及。
我对华语故事节有十足的期待，也对写个小记跃跃欲试，但除了办签证之外，我实质的准备只勉强做了两件事：看日程表，读《结绳志》一篇关于“非会议”的文章。当我踩着水泥地上的落叶，穿过地铁和街道人山人海中到现场时，带着一个业余闯入者的轻松随意，和对密集的输入和交流的微微胆怯。
现场｜“因为看见而不能回避”
两天里，在名叫Shibaura House的设计策展展和社区复合式空间里的三个楼层展开的故事节，像个吸盘一样聚集了40位讲者，从出版者、编辑、学者，记者，到导演、漫画作者、变装表演者等。从两岸三地，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的华语语境里的各种新老面孔都在现场。主办方归纳说，她们的共同点是，都是“以呈现真实而工作的”。
主会场开始的前一晚，有现场音乐表演，很遗憾没去成。第二天到达的时候有点缺觉犯晕。但一坐进观众席里，听到对谈关于华语创作者现状的讨论，我立刻进入了投入忘我感受里。
曾经作为我人类学启蒙作者的刘绍华在台上讲到，围绕或沉痛或边缘主题的写作，尤其是写长篇文章，是一种”逆主流”的书写，很多时候会感到伤心，但带着”因为看见而不能回避“的使命感，还有和写作对象互动、书写本身的满足感，会驱使她继续。
另一位记者一边分享自己的职业生涯，一边把电脑桌面和文档整理截图给大家看。他说，社媒时代大家常一心多用，但写作一定要专注，这是最重要的。平时喜欢一心多用的我自然是惭愧地记下了这个建议。
很快，切换到下一场，一部分人去了楼上的华语出版现状对谈，纠结之下我留在了楼下参加“家族书写工作坊”。有经验的两位讲者瞿筱葳和戴伯芬，带领几十个参与者，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立刻动手尝试。主讲人分别写过一本聚焦自己家族成员和过去时代的书。
在简短分享了自己如何开始书写父亲、阿嬷（即“奶奶”）后，很快发给一张大事记，邀请大家立刻想象一个想写的人，把ta的人生大事编年表和当地社会、国际局势的事情平行地梳理出来。
而后，具体的问题出现了。比如，怎样进行最有效地访问，写爸爸的职业，奶奶的爱情这样私人的记忆转化成可以公开的笔记时要如何取舍？细节到什么时候使用录音机、用第几人称书写，采访对象中年危机要怎么办等。开始试写后，大家都上手很快，齐刷刷地开始写，有几个人举手愿意分享念给大家听。
还有一个讲座，专注于“对家人做记者工作”，两个讲者都是媒体从业者，分别在一个时刻开始对家人的故事和生活动机发问、追溯。她们说，写作成为一种寻找家庭故事的出口，讨论这些日常中不被拿来和陌生人分享的东西，成为一种集体见证和集体疗愈。
主题讲话里有如上野千鹤子、项飚这样作品在中国大陆已”出圈“的学院学者，慕名而来的人挤满观众席，达到了场地最大容载量。
上野说到，很多经历见闻触发了她对“当事人主权”的追问，其中一个故事是，一位残障人士破天荒地考到医学院，发现作为关于残障人士的研究那么多，但当事人自己有发言权的几乎没有。类似的是，关于女性的叙事研究和叙事常常被男性“代劳”，少数族裔、原住民叙事也常遇到类似的问题。
那么，当事人如何重新找到”主权“呢？写作或行医，研究或发言，自身和他人的合作和相处中有什么对待权力关系的好办法？我不禁期待，对当事者主权批判性的实践如果成为一种惯性，又得到体系有组织的支持，纪实创作会是什么样的呢？
问答｜“知识来自何处都不可耻”
以关于“华语非虚构探讨现况”的讨论开场，快速进展到小场活动。活生生的人在眼前讲自己的出身、写作、快乐或困扰，又在走下讲台后混迹在人群中，距离一直切换。
知名度对讲座和对谈的参与者不一定重要，毕竟很少有人会各种语境、各阶段的创作者全部知晓。熟悉简体中文的参与者并不一定知道繁体中文的非虚构创作者有那些，在做什么，反之亦然。所以当跨语境的人开始交流分享经验，总有新鲜的内容出现。
如上图的场景一般，时间到了，讲者上台后，问题和答案会突然被抛出，对话展开。现场的对话协调者和参与者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许多人有更多蠢蠢欲动的追问，变得更大胆也更细致。有些是普世的疑惑好奇。比如，同样是关注和报道战争中的乌克兰，两岸的记者如何切入和持续报道？
有些问题更关注内容：北京和台北的体力劳动者书写的经验有什么异同？在欧美做学术和在香港做媒体的人怎么面对相似的家庭和性别结构？有些问题更关注过程：简体中文里世界里搭建平台，和在繁体中文里做新闻编辑，分别有什么体验的？在泰国缅甸的华人研究者，和欧美来的NGO发展学工作者，有什么差别？在记叙文字和影像写作之外，用诗歌、漫画、音乐、访谈音频等形式创作有什么工具和方向？
我很喜欢每个话题的对谈讲者的混合了有类似经历或兴趣，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或者是用不同媒介的创作，但关注同样的地方或领域的人。比如，题为《女儿的发现：当她们对家人做记者工作》的对谈的讲者，一位是常驻香港的出版了《家鎖》的谭蕙芸，另一是常驻中国大陆的林秋铭。
再比如《劳工写作，为谁而写？谈当事人创作》的三位讲者，范雨素，小海，陈昌远。一个把做家政工的经历写进文章后得到阅读量上亿，一个诗集即将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个在印刷厂做工十年时写的诗得了“杨牧诗奖“。在台湾深耕移工议题多年的顾玉玲主持下，他们各自选一首自己诗，来介绍自己。
我尤其记得主持人说，范雨素的写作里提到，有时她会到收废纸的地方买书，用斤来算。“很多人的知识粮食就是这样来的。”她发现有些那里有些书连书封都没有拆掉，“太可惜了。一本书从来没有被读过，好像没活过一样。”
接近尾声时，她点出了“工人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分类的微妙：“它让我们看见，过去长久以来，文字创作其实大部分被知识分子垄断。”
两天十几个小时的对谈密集输入后，我看到具体真实的人，还有各种尝试的故事、创作方法、谱系和追问。回想起来，印象中关于非官方的华语非虚构创作，似乎常听到“理想化和浪漫化”和“灾难化污名化”两极间摇摆的描述。而个体真实的经验回顾和分享打破了这些。
相遇｜"在更开放的平行世界，她们会不会成为朋友？"
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听到各个口音的人现场交流，都像打开了某个另类时空的入口（portal），在流动的人们中旁听坐在邻座、同一电梯里的人谈话，都填补了我的某种饥饿。在疫情后，尤其当我可以暂时抛开既定规则、顾忌的时候，我会尤其竖起耳朵地珍惜线下的现场。
“我们所处出的华语世界，正经历一个隔绝大于交流的时刻。”主办方意在要打破隔绝，让有类似经历或疑问的创作者和读者相遇。
网络平台的隔绝和回音壁让本就狭窄的沟通渠道变得雪上加霜。道理很简单，像主办方前言里写的那样：“看见具体的人、事件纹理、历史因由···可以松动我们各自坚硬的现实与认知”。
在哪里可以找到实践道理的地方呢？其中一个肯定是在故事节的另一个部分：二楼的创意市集。
市集现场一整层楼，聚集了十几家摊位里有做影音平台的，出版发行的，倡议和机构的。桌子上都摆满了书、小志、介绍卡片、周边文创。两天的时间里，慢慢走过去，有时候趁着上厕所排队的时间，一次仔细看一两个，就不那么眼花缭乱了。
过去在文化市集的摆摊经验告诉我，摊主并不一定期待走过的人买东西，也一定很熟练了基本介绍“我们是在XX地方做XX事情的，有兴趣可以关注我们的社媒/来线下场地玩”。
果然如此！很多时候，聊起来如数家珍的摊主们也是第一次和邻座的人碰面，同行摊主们会交流着，慢慢熟络起来。总是看到有人掏出手机留下联系方式。还会偶尔听到聊家常，分享在上海和台北的好吃的，或是共同朋友的记忆。
旁观之外，我念念不忘的互动瞬间也很多。有摊主仔仔细细地拿着手工做的画册介绍她们机构的空间，有摊主邀请我抽签、扫二维码领取影像平台的会员试用期。
我还是剁手了，禁不起文创的诱惑。买回来了一张写着“行动是绝望的解药”的旗子，一个印着“摄影即哺育”的杯子，一叠现场讲者写的书、一个送给朋友的帆布包（以下省略一些败家帐）。
场外｜“真实不在于绝对正确的答案，而在于无限靠近的看见”
那两天里，除了在会场所见所闻之外，我看到的各种细节也引发了不少联想。
比如，寿司店的厨师总是男性，而端菜点单的服务员总是女性。在东京做青年工会的朋友说，这些厨师往往薪资高出很多倍，借着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对厨房外的事情一无所知。
比如，下了地铁后去会场的路上，前后方向在地上整齐地规定好了，于是每当看到有人走出线外，或者不按交通红绿灯走路，我有一种窃喜。
比如，在选择众多的便利店和书店，我看到熟悉又陌生的字眼和食物，会好奇日语和华语记录有什么重合和异同呢？
紧锣密鼓的两天后我的签证到期，卷起铺盖赶忙离开了。这之后我感到有很大的后劲。交流的场域是如此珍贵。用一个参与者的话来说：“像莫大的礼物”。回到平时生活的地方后，我回看偶然发现场刊封面的一句像是mission statement（愿景）的两句话：“听故事，看见人。让创作相遇，让理解发生”。
除了在场了解到了有这些具体的人在报道冲突、书写家人、记录工作、表达心绪，我也遇到老朋友在会后一起吃饭，或者认识新的伙伴一起分享笔记。离开东京后的几个月后，我遇到的常驻在广州、台北、纽约，甚至温哥华、香港的朋友都会发现和故事节有关的重叠网络，这个体验成了一种新的纽带。
像我这样长期不在华语区生活的人，对这样的愿景和由它引发的场景，都有种大惊小怪的开心。
同时，真实的心情不乏心酸。抽身找到线下见面“过节“的机会毕竟是昙花一现。日常就像埋在地下的主食根茎，没有地上的花那么美，且需要长期耕耘浇水。
卷铺盖离开东京后，我更有一种冲动，想要找到“外来人”的主体性和作为在非华语区里的华语使用者的能动性。每每看到长居在北上广、香港、台北、吉隆坡、清迈、新加坡的朋友，又去了哪个汉语为主的书展影展，不免羡慕。
这种羡慕的情绪，也会浮现在其它看似疏松平常的场合。比如，在新闻和碎片化的社媒内容中，或者在汉语使用为主的语境中，我会观察到一些创作者，他们往往能够看似游刃有余地做出版或者开辟公共空间。这些创作者的主体性，以及相关的线下社群，都叫人不由羡慕。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这种“羡慕”的感受。的确，他人或其他场域总有值得羡慕的：或是更多资源，或是更稳定的和平台，或是更轻松的环境，云云。与我而言，这样的情绪写出来了，找朋友吐两句苦水，也就不沉浸其中了。毕竟，无解。抽身找到线下见面机会，也是昙花一现。
周遭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继续，需要连接和叙事的意义感的惯性也不会停止。
后劲｜异同的故事和联想，生长的生态和土壤
时间到了愈加动荡的2026年，撰写小记的这段时间，后劲依然很大。我还继续阅读、收听、观看母语非虚构的内容，还在找更多的社群和定心剂，从“把故事节这样的形式带到我们身边日常该有多好“的冲动中找动力。
对故事节里遇到的人、书、对话、故事的印象和某些时刻的记忆，和新习得的语境，和延伸启发的问题和想法，会在我脑子里发酵，时不时冒出来。我把市集上买的各种书刊带在身边，在地铁上飞机上沙发上读，也会专门带给各地在做相关事情、有感兴趣的朋友。朋友们翻看的时候也总会遇到共鸣。我在社媒上关注创作者，听了新的播客，跟几个在故事节结识或者重遇的朋友保持联系。
人群散去，还回到分隔的日常现实中，接受挑战。关于冲突、劳动、性别、家庭，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有事发生，有人发声，能讲的故事无数。自我的叙事、被边缘化的当事人叙事、多角度的叙事。当越多真诚的叙事被听见，真实便越不可忽视，而它的对立的虚假、遗忘、无意识便越瓦解。
现场的几百个参与者，不只有观众的身份，许多也是亲历者、创作者。大家一拥而上参与活动，往往带有求知欲和自己的思考。当个体或平台的经验、搭建叙事生态和出版空间的历程被讲述，讲述、传播，赋能似乎就已经发生了。
相比之下，线上平台中里人们能彼此听到的频率和速度更快，但共情和投入能力和意愿是似乎跟有限的。但真的来到线下，日常相处间，在场的投入、对于缓慢的耐心，也是需要培养的。如何构建这些习惯和环境？在什么条件下用话语的人能长期地、开放地、真实地构建和消化这个多元的语言和与它相关的艺术。
某些被历史洪流和政治斗争分隔的记忆，突然相遇或溯源，某些离开土壤的离散者突然听到异见或回音，某些在自己的角落做事的“当事人”和“记录者”们忽然聚集。哪些跨界交流是可以共鸣借鉴的？又有哪些是可以在在“兄弟上山，各自努力”的日常生活中突围而出的？
好多问题呀，后劲真大！一定是听故事和讲故事的瘾还没过够。
许愿将来有更多像故事节这样的，如前言中期许的那样的促进理解和沟通的华语空间，会以各种形式存在，能互听互补，持续生长，甚至可以遍地开花，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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