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在大众记忆里，垃圾分类是疫情前一度勃兴的一刀切政策（“你是什么垃圾”梗）。在环保思潮里，这是拯救地球的理性律令。但在老一代中国人“过日子”的观念里，整理生活不需要的部分，让它们重新获得价值，是早已融入日常的习惯和美德。
本文记述了这一早已存在的垃圾分类系统。基于在昆明跨越十年的研究和回访，作者Adam Liebman生动地描绘了在现代封闭小区的管制下，这一系统还在顽强生长，也随着年龄、性别、和生活经验的演变而分化和老去。
垃圾研究是人类学传统里一条蜿蜒瑰丽的小径，其中有玛丽·道格拉斯关于分类和不洁的经验研究，也有当下各国的环境治理。其中不断复现的问题意识有分类、物质性、和从被丢弃的角度对社会重新打量。对当下中国社会而言，当生活节奏更加碎裂，小区更加原子化，丢弃更加习以为常，基于“过日子”的垃圾分类是社会联结、生活意义和日常环境管理更应被重视的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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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Adam Liebman
编辑 / 毓坤
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
——侯丽君
二十四城记（贾樟柯，2008）
四分系统
封闭且高层林立的小区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城市中主导的空间和社会形态。这类小区类似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单位住房，但规模更大、审美上更加风格化、完全商品化，并且不再与特定的生产或工业形式有联系。因此，现代小区不再是组织社会生活的核心基础设施形式。相比单位住房的社区纽带，将现代住宅小区居民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只是因为他们选择在此购房或租房。相较单位的熟人社会，要想在现代小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纽带，并非自然而然的事情。简而言之，现代小区已经成为一种“私人乐园”，用以满足“中国新中产阶级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对美好生活和社会区隔的渴望、情感与追求”【1】。
对许多人而言，过上美好生活与个人消费的升级密切相关：从节俭生活转向更为炫耀性和浪费性的生活方式，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一整套营销体系。但是，大部分人并不关心——或者没有意识到——过上美好生活的一个副产品：垃圾。
虽然如此，垃圾处理的变革已经在现代小区悄然发生。自2000年代以来，四种颜色不同的垃圾桶被设置在高层住宅小区内，分别标注为“可回收”，“厨余”，“有害”，和“其他”垃圾。这是处理消费后垃圾的首个基础设施环节。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常常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例如2019年上海率先试点新政，旨在全国46个城市建立完整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定时投放带来的不便，以及面临罚款与社会信用惩戒的风险，引发社交媒体热议——虽有支持之声，但多以讽喻为主。至2020年，新冠疫情实质上搁置了这项全国性计划。垃圾处理的优先事项转变为，将未分类的生活垃圾及其潜在风险通过填埋和焚烧方式紧急处置。尽管中央在2021年十四五规划中重申对垃圾分类的重视，但昔日雷厉风行的推行力度已不复见。
虽然四分类垃圾桶系统已被广泛推广，但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地区，处理四种不同垃圾流所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却迟迟没有到位。主要的例外是北京和上海，但即便在这些“一线城市”中，已建成的运输和处理设施仍远未达到所需的垃圾处理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四个垃圾桶的不同标签和颜色意义有限。在我进行人类学田野调研的省会城市昆明，住宅小区居民和受雇于私人的垃圾收集工都早已习惯于忽视它们。
截至2024年，在垃圾投放站，这些垃圾桶的排列也越来越混合——例如两个绿色（厨余）、一个红色（有害）、一个黑色（其他）；或是其他四个一组的24种排列组合之一。许多情况下，根据各站点的实际处理能力，垃圾站不一定会遵守“四分法”的规则，而是随意使用垃圾桶。这也显示出政府于2019年推动的垃圾分类大跃进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正逐渐被人遗忘。于是，不同颜色的塑料垃圾桶如今都被当作一般垃圾的投放容器来使用。居民可以将任何想要从住所中清除的物品，或不愿继续随身携带的物品，随意投入其中。
尽管由市民为中心的四分类垃圾分类方案并未取得成功，仍有相当一部分废弃物被回收与再循环，也就是说，它们物质形态将发生改变，不再是毫无价值的垃圾，而是具有价值的废品。围绕这一更为根本的“垃圾／废品”二分法，我将封闭式住宅小区的居民大致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居民是最常见的，我称他们为“丢弃者”，这个称呼是描述性的，并无贬义。毕竟，在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种行为完全是“正常”的。这个环境充斥着鼓励消费和个人主义的矛盾信息，而对环境、国家乃至地球的关心（如垃圾分类）则处于次要地位。丢弃者通常对生活垃圾的再利用潜力没有兴趣，也不关心有许多人积极收集并保存其中一部分废弃物。他们明显更偏年轻，往往是白领工作者或学生，平时忙于其他事务。
经常可以看到丢弃者将所有他们不想要的东西——往往是字面意义上的扔——丢进垃圾桶，即使旁边就有人正在翻捡垃圾，而另一个垃圾桶空着、便于投放。他们对收集废品的人和废品本身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在他们眼中，这些人和物只是维系中产阶级生活的城市废弃物基础设施中不起眼的运转部件，而这些基础设施常常被中产阶层城市居民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幕是一位丢弃者当着一位明显想要该物品的人的面，将一个具有明显价值的纸箱扔进又脏又深的垃圾桶。这一幕可能令人困惑（至少对那些对废品敏锐的眼光来说是如此），但这类居民却是受欢迎的废品来源。他们的家庭垃圾往往数量较大、混杂且脏乱（因为厨余垃圾会污染其他可能有价值的物品）。对于那些愿意翻找这些垃圾、并从中提取、分类、清洗、整理、储存并打包具有潜在价值物品的小区其他居民来说，丢弃者的垃圾可以成为重要的价值来源。
丢弃者这一形象在公众舆论中常常被指责为不遵守国家推行的垃圾分类制度。这种指责甚至在科研领域也屡见不鲜。但在这篇短文中，我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探讨一个典型城市住宅小区中既有的、并在变化中的垃圾分类实践的内在运作机制——这些实践与官方倡导的垃圾分类制度几乎毫无关联。与其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一个模糊不清的丢弃者群体，从而解释中国的“垃圾危机”，我更想把注意力导向，那些不被承认的、仍在暗中持续进行的废弃物再循环实践中的一部分人群，以及这些实践所服务的其他目标，比如建立一种脆弱却有意义的社会联系【2】。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与废弃物相关的过程中，丢弃者只是小区居民中的四种类型之一。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四分类结构。
收集、储物与捐赠废品
丢弃者的共生搭档是“收集者”：这些居民会主动收集他人丢弃中仍可产生价值的部分。收集者大多是退休老人，女性略多于男性。在昆明千禧年后建成的一个中等规模小区中，通常会有大约5到10个垃圾投放点位于高层建筑外的地面层，另有类似数量设在地下三层左右的停车场电梯外——总共约25至30个站点，共约100个垃圾桶。一些活跃的收集者每天会散步至地面上最常用的一组垃圾桶查看；而更细致的收集者则会巡视更多点位，包括部分或全部的地下垃圾站。他们有时候利用地下层中一些闲置的角落、缝隙和隐蔽空间来储存捡来的物品以及工具，如夹子、手套、拉车、大型编织塑料袋、用于固定物品的塑料打包带等。还有少数收集者会在符合自己作息时间的时段，常驻于某一组地面垃圾桶旁，由此形成一种微妙的领地意识。当更为流动性的收集者看到这些驻守型的收集者已在附近，或者看到其他流收集者正在翻拣某一组垃圾桶时，通常会暂时跳过该站点，转而前往下一个。
第三类居民是“储物者”，他们在人口统计特征上与收集者相似。他们不会主动收集他人丢弃的物品，但会保留自家垃圾中可以变卖为废品的部分。他们扔进垃圾桶的小塑料袋——这些袋子通常是从菜市场、街头小贩、商店和超市购物后重复使用的——往往不包含具有稳定废品价值的物品，比如塑料饮料瓶、纸板、铝罐或泡沫包装。从那些活跃收集者的角度来看，储物者丢弃的那些扎得很紧的垃圾袋看起来就像他们自己家的垃圾，因此不值得打开来筛选，当然前提是收集者恰好看到是谁扔的这袋垃圾。储物者还像收集者一样，虽然频率较低，但他们时不时地会携带或搬运精心分类并打包好的废品，通过各种运输工具运往废品回收站。他们使用手推车、搬运车、可折叠拉杆车、自行车、木质或竹制扁担，以及改装过的婴儿车等工具来捆扎并运送这些物品，常常将这些工具的承重能力发挥到极限。即使回收废品的商铺通常离得并不远，位于21世纪高楼林立的住宅小区缝隙中那些租金较低的临街商铺中，途中仍常常能看到散落一地、翻倒或倾洒出来的废品。
第四类居民是“捐赠者”。他们不会主动收集或保存废品以便自行出售，但他们了解并欣赏那些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因此会有意识地将家中产生的潜在废品与明显无用的垃圾分开处理。他们也多为年长者，但整体上在人口特征上更为多样。他们分拣出的废品——通常是一箱或一袋略显杂乱的各种材料——常常会直接交到收集者手中，同时伴随着几句闲聊，有时甚至是更长时间的交谈。如果他们在倒垃圾时周围没有收集者，他们有时会将这些废品放在靠近但不属于四分类垃圾桶的地方，以避免其被桶内的垃圾弄脏。还有一种做法是，为了减少被清洁人员责难的可能，捐赠者会将这些物品放入四个垃圾桶中最满的那个，仔细选择桶之间的垃圾堆上的顶点，让自己的物品能够被放置在最显眼、最容易被拾出的地方，以最大化其被回收的可能性。除非捐赠者误判了所捐物品的价值——比如玻璃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回收，但在某些时期往往没有市场价值——否则这些捐赠通常都会被收集者迅速回收。
现代小区里的“会过日子”
2013年末，我开始进行关于昆明废品回收行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按人口统计特征来看，我在昆明一个封闭式小区居住期间本应是典型的“丢弃者”，但在大部分田野调查期间，我却是一个积极的“储物者”。我有意识地实践了一种与废品回收贸易相契合的垃圾分类方式，并热衷于将废品卖给驻扎在小区外的回收商，作为参与式观察的一种方式，也借此结识更多从事这一行的人——在我住处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十多位。
我曾考虑过，但最终并没有亲自去实践收集者的工作。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那样的行为有可能显得不够真诚——毕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不符合典型收集者的形象，尤其是我明显更年轻的年龄、作为一个老外的外貌特征，以及那些不那么显眼但同样关键的资源获取能力（包括研究经费和机构支持）。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我自己保存并出售废品，并热衷于谈论废品回收的细致复杂之处，这本身就已经够奇怪的了。这正是“经典”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所带来的棘手情况——无论好坏：研究者必须进入并建立与特定生活世界的联系，而在此过程中，他们显眼的外来者身份可能成为一种有益的文化交流契机、一种法律或安全风险、一种挪用或盗用的途径、一种引人好奇的异类存在，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些角色中某几种或全部的某种模糊不清的混合体。
2024年，我阔别近七载后重访昆明，有幸回到在市中心的住宅小区度过学术休假年，并将我的研究整理成书稿。在此期间，我的角色也从“储物者”转变为“捐赠者”，大多数时候我会把自己的废品交给“沈阿姨”（化名）——一位来自北方的退休老人，在她的一个孩子在这座“春城”成家立业之后，她也搬来了昆明。沈阿姨属于收集者中的一种类型：她大多固定在某一个垃圾投放点附近驻守，而不是频繁走动、大范围地翻找。她甚至在一个很少有人使用的楼梯间底部，利用一片半枯的绿植背后，打造了一个非正式的废品收集和分类小站。她坚决表示那片植物之所以长不好，是因为缺乏阳光且靠近排热口，而不是因为她的废品活动造成了影响。她的小站配有一把椅子和一些基本用品，也用来临时存放她收集到的废品。通过这种方式——既主动收集，也接受他人捐赠——她与所服务的两个住宅楼的许多居民逐渐熟识起来，部分原因就是她几乎每天都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待着，而这个空间也被居民们用来聊天、抽烟、孩子玩耍、晾衣服等等。对沈阿姨来说，作为一位从遥远省份迁来的“新居民”，十年前还在房地产热潮中购买了这个小区十一层的一套住房，收废品与其说是一种挣钱手段，不如说更多是一种融入社区、建立社会联系的方式——毕竟以她的经济状况而言，这点钱并不算什么。
有一天，我把一个装着六个左右清洗干净并叠放整齐的塑料餐盒的纸箱交给沈阿姨时，她正在和另一位老人聊天。那位老人对我这份整洁的捐赠表示赞赏。两人随即开始夸我，最后异口同声地说我真是“会过日子”。这一说法传统上指的是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实践方式，即通过重复使用、修补、维修和其他方式充分利用家中已有的物品，从而节省时间、劳力和/或金钱，也展现出一种富有创意的生活智慧。这种表述方式本身就体现了这一伦理观念在生活中的深刻嵌入——它作为一种对抗奢靡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存在，后者则是由大众消费与浪费所定义、并已成为普遍渴望的生活模式。的确，虽然省钱或赚一点钱是“会过日子”这一说法中一个重要的含义，但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更广泛、且带有道德意味的美德。也正因如此，哪怕像我这样的“捐赠者”在实践这种日常物质关注和身体力行的过程中，并没有为自己节省时间、劳力或金钱，仅仅是为人际关系稀薄的现代封闭小区中的他人节省了这些资源，也仍然可以被称赞为“会过日子”。
领地的紧张关系
沈阿姨与这个封闭小区的其他居民有着不同的交流方式。有时候，她会隔着院子朝路过的熟人喊话，用高声而清晰的普通话说话，语气中透出她认真想要与邻居建立联系的态度，尽管她带着北方口音，让人一听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吃了吗？” “什么时候去接孩子放学？” “要下雨，别忘了多带件衣服和雨伞！” 而在另一些时候，她则会靠近对方，轻声细语，几乎低到耳语的程度，很明显是在以一种更私密的方式与居民交流，传递一些不是谁都能听见的信息。
2024年春天的一天，我注意到沈阿姨搭建的废品处理小站突然被清理了。那片区域也被新装上的栅栏隔开了通道，这道栅栏沿着那片状态不佳的绿植延伸，将她原本站点的位置与旁边那片铺着水泥的公共空间隔开了。那片空间周围摆放着垃圾桶、晾衣绳，还有一张长椅。我们远远打了个招呼后，我走近了一些，压低声音问她，这新装的栅栏是不是就是为了不让她继续在那儿处理废品。她靠得更近，低声说她怀疑确实如此，而且她几乎可以肯定是怎么回事：小区里另一位活跃的废品收集者劝说了物业管理，要求整治她这个小站。她示意我和她一起坐到长椅上，然后详细地讲了起来。
她开口时语气中带着一丝克制的无奈，首先强调说她一向与人相处得很好，哪怕是在老家也是如此。她说，虽然刚来昆明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认识，但她通过自己所谓的捡废品“爱好”认识了很多小区居民，大家普遍认可她的人品。她还提到，物业之前从来没有找过她麻烦，甚至在之前几次小区施工时还特意为她留出一条通往她废品站的小路。她说自己也和小区里大多数其他收集者相处得不错，大家遵守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垃圾桶是共有资源，谁先到谁就可以先翻。我们交谈时，确实有几位收集者慢悠悠地走过来查看垃圾桶的内容，沈阿姨还特意朝他们比划了一下，用现场的情况来证明她说的没错。她说，如果自己正好在和人聊天，那她很乐意把桶子完全让给别人先翻。
主要的例外，是一个沈阿姨称之为“敌人”的收集者。这位关系不睦的收集者住在正对着垃圾桶的那栋楼的一楼。她和她丈夫都会来翻垃圾，不过丈夫出面较少。他们两人都有退休金，而且他们的儿子在一家很有名的医院当医生，只是快四十岁了还没结婚，让这对老夫妻很操心。这个背景信息表明，这对老夫妇经济上应当并不拮据。沈阿姨解释说，他们住在一楼是个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在家里随时观察垃圾桶的动静，一旦有值钱的东西，比如大纸箱被扔掉，就可以立刻出来抢先捡走。相比之下，住在十一楼的沈阿姨每次想下楼翻桶，还得等电梯，速度比不过他们。
不过，由于沈阿姨与那两个楼栋的许多居民之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捐赠者—接收者”关系，当那些捐赠者手上有可回收的垃圾要处理、但沈阿姨不在现场时，他们常常会把这些物品扔在或放在绿植边缘的位置——这个位置靠近沈阿姨的废品站，而不是靠近垃圾桶。因此，放置垃圾桶的水泥地与那片绿植之间的边界，就成了所有参与者心中一个关键的领地标志。绿植这一侧的可回收垃圾，意味着它们是被捐赠出来、准备通过劳动和细心转化为可交易废品的；而非简单丢弃的垃圾。然而，捐赠者是否总是明确打算将这些物品捐给沈阿姨本人，还是只要有人收走就行、并不在意对象，这一点却并不总是那么清楚。
沈阿姨听其他居民说，她的敌人会把人们扔过栅栏、靠近她这边的废品拿走。她一开始并不相信，但后来在家中亲眼看到了这一幕。她说，当她终于亲眼目睹那一刻时，立刻冲出门去等电梯，然后在楼下拦住了对方，狠狠地骂了一顿。沈阿姨总结说，这件事几乎已经可以证明，正是她的敌人找小区物业投诉她的废品站，直到物业承认那个小站不合规，并将其清理掉。
在这场小小的纷争中，人与丢弃物之间的关系，既体现出细腻的照料行为，也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占有主张。不过，这些关系的性质依赖于小区内不同居民的脆弱参与与认可。与此同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混合着关心与责任感，一方面是相互照料的社会纽带，另一方面则带有些许竞争性的敌意。在没有明确法律产权制度来界定废品归属的情况下，公共空间与绿植之间那条模糊的空间边界，反而成为了这段复杂关系的载体。沈阿姨对被捐赠废品所投入的劳动与关怀，是否足以在她尚未开始处理之前，就使这些物品成为她的“财产”？而对于捐赠者来说，被谁回收这些物品是否重要，还是说只要有人回收就可以？换句话说，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物的关系？
我从未与这位“敌人”交谈过，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可能算是一种田野调查上的疏忽，因为她的版本很可能与沈阿姨的说法不同。但她的缺席恰恰说明了沉浸在特定田野情境中的意义。即便是在日常生活最微观的政治层面中，人也不可能在建立信任的同时保持完全中立。我已经站在了一边，并且也不得不继续站在那一边。事实上，与他人建立联系、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与和谐。即便是亲人——尤其是亲人——往往也会有诸多不当行为。因此，我们不应轻易假设，建立几段良好的社会关系，就等同于让事情变好、让世界得以修复。
同样，在封闭式小区中，将一部分垃圾重新利用并赋予其价值，作为一种不干预一次性包装生产的“末端治理”做法，也并不一定等同于修复或保护地球及其丰富的资源。然而，面对那些指责中国人未能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道德谴责时，我们一方面可以指出国家在推动“四分类”之外赋予垃圾分类更深层意义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暂缓谴责的铰链，来欣赏已经存在的垃圾分类实践。这背后是人们寻找意义的渴望，这种意义的找寻不止是通过创造微薄的物质价值，也通过在困难重重中建立的社会联接。
作者介绍：
Adam Liebman 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他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前还担任过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的人类学助理教授。
这篇短文的不同版本将被收录于他即将完成的著作《失控：超越中国的废品世界》第二章中。
Reference:
【1】Zhang, Li. 2010.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2.
【2】Zhang, Amy. 2024. Circular Ecologies: Environmentalism and Waste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