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本期推送来自Nancy Scheper-Hughes在2016年5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演讲发生的2016年，全球政治局势已经明确显现出右转的轨迹：民粹主义席卷美国选举，随着战争移民的涌入，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在欧洲加速蔓延，STEM的兴起伴随着人文知识公共性的退却……九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不仅如此，全球战事再起，学术边界继续收缩，社会运动退潮，人文学者不得不再次逼问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在逐渐失语？
回顾这篇九年前的演讲，不是为了在Scheper-Hughes的话语间寻找面对当下世界的答案，而是可以帮我们回顾这些年发生的进步与倒退，在时间中重新锚定自己的位置。渺小的个体当然无法改写风暴，能决定的只有在风暴之中以怎样的姿态站立，选择成为怎样的人，用什么方式做事。在这一点上，Scheper-Hughes的“指南”依然是有效的——用实验的态度来过人生；不仅把工作当成求生之道，更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加入“社会”之前先去体验“社会”的样子；以那些既有行动力又善于思考的人为榜样，从他人身上汲取灵感和激励；勇于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通过对话了解同温层之外的想法；保持幽默和自嘲的精神；用真诚和自省取代空洞的正确表态；在规则之下学会灵活应变。
人类学当然拯救不了世界。但人类学或许可以在这个糟烂的世界里拯救点什么。
愿所有人类学的学徒都能如Scheper-Hughes所寄望的，保持对陌生人和事健康的好奇心，体味鲜活的生命感，拥有力量、胆识和勇气，“俯身扎进泥土”，做一个“忠诚的叛逆者”。也祝2025届的人类学毕业生们毕业快乐。
演讲者 / Nancy Scheper-Hughes
原文收录 / Perspectives: An Open Invita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演讲时间 / 2016年5月19日
编译 / 孟竹
编校 / 歪马
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时代，中东的战争【译注：此处指当时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几场冲突，包括持续的叙利亚内战、活跃在伊拉克西北部的ISIS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也门内战等】已然失控，而且愈演愈烈——而我们对此也负有部分责任【译注：伊拉克战后政权真空与宗派冲突为ISIS崛起制造温床；也门战争期间，美国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军备】，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斗争也以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上演【随着Trump在2016年的崛起，美国的社会撕裂、公众观念分歧达到新的高潮】。尽管全球化声称带来了某种民主效应，但我们依然身处一个极度撕裂的世界和国家之中。北方与南方、中东部与中西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裂隙已经变成一道深渊，威胁着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让我们变得更加脆弱。
两周前，我在罗马和布拉格进行了一系列演讲，主题是关于被关押在欧洲各地的拘留和遣返营中的政治难民的困境。这趟行程让我倍感沉重，因为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和丹麦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修筑边界墙，拒绝接纳那些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与干旱中逃离、和意欲摆脱索马里的极端贫困的难民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蛇头横行，他们骗取这些惊恐的难民的钱财，甚至逼迫他们用肾脏来换取基本的生存所需。我再次遇见了一个曾经打过交道的、干这种勾当的的人贩子，名叫鲍里斯·沃尔夫曼。果然，正如那句古老谚语所言：“人对人如狼（man is wolf to man）。”
谢珀-休斯因曾因其揭露全球人体器官贩卖的开创性研究、及其对政府决策和国际器官交易伦理的影响，获得美国人类学协会首届“公共政策人类学奖”。图源：UCB News
在布拉格，空气中弥漫的不是爱，而是仇恨，这种情绪源于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大众对所谓文化、种族、宗教纯粹性的呼唤。捷克警察开始将难民从火车上拉下来，并用记号笔在他们的手臂上写下数字——这是一种并非“逐步蔓延”（creeping）而是令人不寒而栗（creepy）的仇外氛围、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正在复苏的反犹主义【译注：讽刺的是，在今天的欧洲，对反犹主义的警惕导致许多国家拒绝批评以色列，甚至演变为打压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在布拉格美丽的历史城区里，反抗者开始在旅馆、博物馆和餐馆的墙和窗户上张贴标语，宣布这里是“无仇恨区”，仿佛这些地方是某种例外。在我发表演讲的当代艺术中心DOX，我发现很难用一种能与展览“金钱之魂”相契合的方式来讲述人口贩运问题。人和动物或许拥有灵魂，但我可以肯定，金钱并没有。
这趟布拉格之行让我感到痛苦。我出生于1944年，成长于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一个捷克移民家庭，那时这里还是个贫民窟，被“纳粹大屠杀的阴影”所笼罩。东欧的天主教徒与哈西德派犹太人毗邻而居，却对各自的历史保持沉默。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与此同时，公共卫生部门会时不时现身，拍摄关于东河边的老鼠、街巷和公寓垃圾的教育短片。如今，那些幸存下来的老建筑已经价值不菲。
我和哥哥是我们那个庞大家族里第一批上大学的人。但我并没有真正适应大学生活，曾两次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辍学。第一次是为了在1964到1966年加入和平队【译注：美国政府于1961年设立的国际志愿服务组织，派遣志愿者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教育、卫生、农业等方面的服务】；第二次是在短暂复学之后，又辍学前往南方、投身于1967-1968年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民权运动【译注：该运动旨在争取非裔美国人平等投票权】。这段旅程部分是为了纪念并延续我的一位同学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的遗志。他在1964年的“密西西比之夏”与另外两名民权工作者一起遇害【译注：三人被奉行白人至上的3K党所杀】。我加入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成为在洛恩兹县黑豹党及黑人民权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支持下的最后两名白人民权工作者之一。
和平队时期的Scheper-Hughes。图源：《Anthropology and the Peace Corps》
多亏了皇后学院的一位本科导师霍顿斯·鲍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她是人类学回忆录《陌生人与朋友：一位人类学家的生活》（Stranger and Friend: The Life of an Anthropologist）的作者，我在1969年追随她来到了伯克利。当时鲍德梅克已经退休，正在开展她关于青年文化的最后一项人类学研究。我受邀成为她的研究助理，同时完成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士学位，随后攻读文化与医学人类学博士。
我选择了人类学这条路，是因为这是一个如此开放、如此自由的领域，它容许人成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正如我的同事劳拉·纳德（Laura Nader）所说，它鼓励人“跳出固有框架”去思考。那么，就以我作为一个执着的人类学家、一个痴迷的田野工作者的生命经验，向你们分享一些处世之道吧。我姑且称之为“给新一代人类学家的生存指南”。
本演讲收录于《Perspectives: An Open Invita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一、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实验。人生没有真正的赢家或输家。只有一段珍贵的时光，值得你用心度过。
二、工作固然重要，但不该变成一种执念。生活在纽约边缘地带法国农民哲学家彼得·莫瑞（Peter Maurin）曾在他的作品《简易随笔》（Easy Essays）中写道：“工作总是有的，却并非总有报酬。”他接着又说：“如果人们努力让自己变好，而不是总去想如何‘过得更好’，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三、退出——让自己喘口气！在投身社会大熔炉之前，空出一段人生的“间隔年（Gap Year）”至关重要。你可以加入和平队，或者来一场公路旅行，（像哈雷·谢肯教授每年夏天所做的那样）骑自行车穿越整个美国。一路打工，一路前行。别忘了随身带上一本马克·桑丁（Mark Sundeen）的《放弃金钱的人》【译注：主角Daniel Suelo为因为反对商业与货币对生命的驯化，将毕生积蓄存入电话亭后过上了脱离货币制度的生活】。
四、保持自律（disciplined），也就是说，成为一名学徒(disciple)。找一个睿智、聪慧或有创造力的人，追随他/她。去寻找那些既有行动力又善于思考的人，艺术家与手工艺人，哲学家、创新者与发明家，作家与学者，政治领袖、外科医生和乡村医生……我一生中有过太多导师，细数起来，恐怕讲到明早都说不完。这些对我影响深远的人包括我之前的教授、同事、合作伙伴，以及那些改变了我思考方式和人生方向的作者们——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反种族隔离律师阿尔比·萨克斯（Albie Sachs），意大利基进派的精神科医生弗朗科·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法医病理学家克劳德·斯诺（Claude Snow）给了我勇气，让我将自己重塑为一名文化、医学和法医人类学家。我的学生们教会了我如何教学、怎么写作；而我田野中成千上百的伙伴则是我一生的老师。被问到人类学家这个职业究竟在做什么的时候，本系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总是这样回答：学生——人类的学生。
五、从他人身上汲取灵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领袖。我这一生大多时候都是个思想上的异端，很少主动去领导什么。即使偶尔为之，也常常感到不自在。我更倾向于站在场外小声评论，扮演某种“捣蛋鬼”的角色。
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译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言论自由运动领导人之一，这场运动旨在抗议校方在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期间发布的关于禁止与学业无关的政治活动的禁令】曾经深深启发了我，那时候他还是皇后学院里一个怯生生的学生，但他的灵魂炽热如火。1963年，我随马里奥——当时他还叫鲍勃·萨维奥（Bob Savio）——和其他38名皇后学院的学生一起，从纽约坐巴士前往墨西哥的格雷罗，与当地的活动家一起兴建学校，在医院和公共诊所工作。纽约的一家地方报纸用不屑的口吻报道了我们的项目：“皇后学院学生入侵墨西哥帮助工农”。我们的车票有两英尺长，从纽约抵达格雷罗足足要花一周。越过边境后，我们乘坐“红箭”巴士（Flecha Roja）穿过一片荒凉的沙漠。鲍勃·萨维奥和几位男同学被分配到塔斯科（Taxo），我和另外两人被派往奇尔潘辛戈( Chilpancingo)，然而当地人并不知道该让我们做什么。在寄回家的信中，我写道，当地对原住民社群的种族歧视十分猖獗。我开始质疑我们为何而来，究竟能做些什么。
后来我们听说鲍勃·萨维奥正在塔斯科这座美丽的后殖民城市掀起风暴，践行着我们原本渴望达成的事——为乡村和原住民社群争取社会正义。于是我和玛莎·斯坦伯格（Marsha Steinberg）离开伊瓜拉（Igula）和奇尔潘辛戈前往塔斯科，想看看发生了什么、能否助他一臂之力。然而等我们赶到时，鲍勃已经返回了美国。他所在小组里唯一的幸存者凯文·多诺万（Kevin Donavan）告诉我们，鲍勃因为与当地的天主教主教关系紧张，被勒令离开墨西哥。
凯文对萨维奥充满敬意，他告诉我们，他目睹了鲍勃蜕变——如同破茧而出的蛹，他以一个充满力量的演说家和组织者的身份，参与了当地原住民抗议地主不人道待遇的示威活动。当地主教对他极为震怒，甚至把他们整队人驱逐出境。这个故事让我震惊不已，因为那个我们记忆中的鲍勃几乎无法和人流利的讲话，是个严重口吃、也不怎么会讲西班牙语的人——他是如何跨越语言、阶级和文化的隔阂，与人建立联结的呢？那个我们所认识的谦逊孤僻的鲍勃——实在难以想象他如何能掀起如此大的风暴，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向那些说纳瓦特语的原住民传达信息的？凯文的解释只有一句话：“他从别人那受到了激励。”
鲍勃后来搬到加州，入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将名字改为马里奥。1964年12月，马里奥跳上了那辆车的车顶，高呼自由。他的话让人难以忘怀：“有时候，机器的运转是如此可憎，让你痛心疾首，以至于你无法再同流合污，哪怕只是消极地参与，你也无法忍受。所以，你得把自己的身体塞进齿轮之间、轮盘之内、压在杠杆上和整个机器上，让它们统统停下来！你必须向那些掌控、操纵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获得自由，否则这机器就别想运转下去！”【译注：出自萨维奥1964年在加州伯克利史布罗广场的著名演讲Bodies Upon Gears，起因是另一位言论自由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杰克·温伯格被逮捕，引发了学生保卫警车的抗议】
1964年秋天，站在车顶向伯克利学生演讲的马里奥·萨维奥
六、承认错误并纠正它们。伯克利人类学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克鲁伯曾犯下过一个重大错误。在一位雅希族（Yahi）【译注：原本生活在加州内华达山脉的西部地区，靠打鱼和猎鹿为生】印第安人伊许（Ishi）【这个名字是人类学家克鲁伯1911年取的，在印第安语中的意思是“男人”】因结核病去世后，克鲁伯将伊希的大脑装进一个放了棉花和甲醛的瓶子里，寄给史密森学会【译注：受政府资助的博物馆与相关研究系统】一位种族主义体质人类学家做研究。此后，克鲁伯再未提到过伊许。他曾写道，他无法承受、无法直面雅希人曾遭遇种族灭绝的真相【译注：雅希族在19世纪晚期的淘金热中几乎被白人屯垦者民兵队伍杀光】。而伊许作为最后一位“野生印第安人”，曾在当时的洛威博物馆里以管理员和展品的双重身份工作生活【译注：他受雇为博物馆的管理员，每周日也为参观群众展示雅希人造弓箭的技艺】。然而后来，克鲁伯帮助妻子完成了一本他自己始终写不出的书：《伊许的两个世界：美国的最后一位野生印第安人》。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61年，章节标题直言不讳地揭示了那些发生在加州的从淘金热开始的历史真相——“一个消亡的民族”，“漫长的隐匿”，“雅希人的消失”。【译注：这本书后来的争议之一是它的写作并不基于原住民观点，而是来自于对伊许有记忆、却对雅希族所知甚少的人，以及博物馆收藏的影像和声音资料】
七、和那些意见与你相左的人对话。跨越那些分歧。在我的人口贩运研究中，我不得不与一位对其助手粗言粗语的南非裔白人警察合作；在以色列，我与一位军人出身的犹太复国主义法医病理学家共事。最终，这些合作不仅产出了许多实质性成果，也促成了我们对彼此的改变。
2015年4月，我见到了一个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猛烈抨击过的人。在那篇名为《上帝能原谅豪尔赫·贝尔戈里奥（Jorge Bergoglio）吗？》的文章中，我认为他并不适合接替教条化的梵蒂冈“猎犬”教皇本笃十六世。【译注：豪尔赫·贝尔戈里奥即2025年4月刚去世的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经选举接替教宗本笃十六世成为新任教宗】我认为，贝尔戈里奥作为阿根廷耶稣会的领导人，在“肮脏战争”【译注：1976-1983年期间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实施国家恐怖主义，针对异议民众和游击队发动镇压，导致9000-30000名阿根廷人消失】期间未能保护阿根廷的普通民众、神父和修女。我搜集了大量证据表明，他放任阿根廷军政府的迫害信奉解放神学的左翼教徒——这些人被军政府视为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我的文章带有讽刺意味，我写道，上帝当然可以宽恕一切罪恶，但前提是忏悔者需要承认和坦白自己的过错，愿意赎罪、并建立新的社会契约。
后来我收到邀请，要前往梵蒂冈发表我关于人口贩运研究的演讲，附在邀请信里的还有一封教皇方济各手写便笺的复印件，上面写着“器官贩运”将是整个梵蒂冈大会的重要议题，而我将是唯一受邀对这个议题进行演讲的人。显然，我以为这搞错了，并确信一到梵蒂冈我们就会被拒之门外，连与会成员入住的圣玛尔塔旅社都进不去——教皇的两房公寓也位于同一楼层。然而，当我步入餐厅时，却看到教皇方济各就坐在离我几桌远的地方，我整个人紧张得像死了好几回。
三天后，在一场特别的教皇接见中，我排在队伍的最后，带着一本西班牙语版的《没有哭泣的死亡》（Death Without Weeping），书中附了长篇题赠，并用回形针标注了几页希望他阅读的内容——这些内容讲述了巴西阿尔托-克鲁塞罗高地“天使婴儿”的饥饿、死亡与梵蒂冈禁止避孕、堕胎之间的关联。当我笨拙地跪下打算亲吻他的戒指，并恳求他：“请记住这些女人！”教皇方济各将我扶起，他并没有戴教皇戒指，也没穿粉红色的教皇拖鞋。落在地面上的是他脚上一双破旧的黑鞋。身穿礼服的保镖们冲上前来，要夺走我带给他的书和资料。但他伸手阻止了他们，点头对我说：“请为我祈祷吧。”那一刻，是一场关于谦卑的教育。
2025年去世的教宗方济各，生活朴素，致力于推动教会改革，曾对教会性丑闻采取实质行动，明确表达对LGBT的支持，被称为“人民的教宗”。
八、幽默必不可少。我们系那位标志性的幽默大师，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已经不在了。他以前常因政治不正确的笑话屡遭批评，但他认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神圣到不能成为笑料，没有什么禁忌不能被调侃，甚至连让人恶心的东西也能成为幽默的源泉。他曾说，“圣牛做成汉堡味道最佳。”对他而言，笑话是精神层面的“盖革计数器”【译注：一种用于探测电离辐射的粒子探测器】，揭示了深层的社会焦虑与冲突。
当我撰写《没有哭泣的死亡》探讨巴西的母爱与婴儿死亡问题时，阿兰恶作剧般地将他关于“死婴”笑话的论文影印本塞进了我的校园信箱。起初我惊到了，但还是坐下来读完了那篇文章，发现他深刻的分析发人深省。他指出，这些冒犯性的笑话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表达，反映了美国人对婴儿的矛盾态度，因为性革命所造就的一代人想要性爱却不想要孩子。
阿兰深知“民间文化”既能为善，也可为恶。正如他关于“血祭传说（Blood Libel Legend）”【译注：一则声称犹太人会谋杀基督教徒小孩、用他们的血进行宗教仪式的谣言】的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这种传说是反犹主义的投射与历史结晶。然而，讽刺的是，1988年，他却因为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写文章讨论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德国笑话，而遭到了来自一群美国保守派犹太人的“反犹主义”指控，甚至有人要求将他解职。指控他的人被这个主题惹怒了。但事实上，这些人很可能根本没读过他的分析。阿兰在文章中认为，这些笑话虽然有点冒犯，却在德国的集体意识中维系了对奥斯维辛的记忆。喜剧与悲剧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哪怕是关于奥斯维辛的黑色幽默——尽管缺乏文化上的敏感性、也不怎么恰当，也许正是德国人应对那些集中营里发生过的难以想象的历史创伤的一种方式。这些笑话是对大屠杀历史的承认，而非拒绝。
阿兰·邓迪斯，加州大学民俗学与人类学教授，2005年去世。在伯克利有“笑话教授”（joke professor）之称。
九、警惕政治正确——保持自我批判，保持敏感但也要真诚、坦率地表达。抵抗审查，尤其要抵抗的是自我审查。
十、灵活应变：所有规则都可以修改或暂停。两天后，我将飞往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Recife）和廷巴乌巴（Timbauba），与120名社区卫生工作者一起投入一线服务。这些社区卫生工作者大多只受过中学教育，却在一批孕妇感染寨卡病毒并面临严重的出生缺陷威胁后，成为了最早、通常也是唯一能响应她们需求的人。然而巴西的法律仍然禁止堕胎，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爆发之际，巴西的经济几近崩溃，工人党出身的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正面临国会的弹劾，而这场弹劾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深陷腐败丑闻的议员为逃避指控而策动的一场政变。
美国也正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政变【译注：演讲发生的2016年，Trump利用社交媒体上的民粹主义情感赢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而你们，亲爱的2016届毕业生们，将踏入一片陷阱丛生的地带。这个糟烂的世界并不是你们一手造就的，也许你们会觉得，仅凭一纸人类学学位无力应对它。但此刻，这个学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珍贵、不可或缺。首先，我们需要用真正的知识屏障对抗仇外心理（xenophobia）——那种危险的对陌生人的恐惧与憎恨【译注：Trump自2016上任以来就开始加强边境管控和对移民的限制政策】。
1987年，Scheper-Hughes 与朋友 Dona Biu 在巴西 Timbauba 的 Alto do Cruzeiro 。图源：UCB News
人类学中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与仇外（xenophobia）相对的概念是异爱（xenophilia，亦译为“拥抱外族”），这个词在网上几乎找不到什么踪迹，除了偶尔出现在某些植物学语境中，用来描述某些植物与外来物种共生的现象。借用这一植物学隐喻，异爱与其说是对差异的热爱，不如说是一种不惧怕差异的自由，这是一种健康的好奇心，和理解陌生人的愿望。人类学家历来将陌生人视为人类知识的宝库。那么，我们这些人——文化人类学家、医学人类学家、语言人类学家、考古人类学家们——能否凭借我们对人类和生物多样性的深刻承诺，去抵御恨意、恐惧与仇外的力量？
人类学家向来是不安于室、四处游走的族群。我们是人类遗迹、文化、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捕猎采集者。人类学要求我们与那些我们渴望理解的人建立深厚的情谊——要设身处地，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民族志是一门手艺，一种翻译的工作，它调动我们的全部感官：会察言观色的眼睛，专注的耳朵，灵敏的嗅觉、触感和味觉。葡萄牙语里有个有双重意义的词“gusto”，它不仅指对新食物、辛辣调料和烈性饮品的嗜好，也指一种对于鲜活生命感的体味——正是透过这种生命感，“社会”的样貌得以体现。民族志工作需要去捕捉社会的时间感与节奏，它的变化与姿态，它的劳作、游戏与信仰模式，它的幽默感与正义观，以及它对尊严的定义。
人类学还需要力量、胆识和勇气。皮埃尔·布迪厄把人类学视为一种“搏击”，一项极限运动，一门艰难而严苛的学科。人类学家堪称社会科学中的特种部队。考古教我们敬畏过去、珍视那些“被遗忘的小事”（这是吉姆·迪茨对历史考古学的描述），还教我们不怕弄脏双手，俯身扎进泥土，去身体力行。苏珊·桑塔格称人类学是一项需要智慧与力量、敏感与胆识的“英雄主义”的事业。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一种职业，而是极为罕见的、可以真正称为“使命”的东西。
作为下一代人类学家——你们，承载着教授们的希望与信任。我们这个学科需要你们运用智慧、发挥主动性，需要你们的冒险精神与活力。我们期盼你们成为新一代“忠诚的叛逆者”：忠于人类学教给你们的一切珍视多样性；去拥抱和享受（而不仅仅是容忍）人类的差异；向陌生人的智慧敞开怀抱，坚定拒绝那些对其他生活和存在方式的贬低。
你们是人类学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愿这一传统赋予你们勇气，去为全人类服务，也去捍卫万物众生与维系地球存续的生物多样性。愿你们用智慧、力量与坚韧去建设一个比你们所继承的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