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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巴黎夏季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本届奥运会被认为是第一次实现了男女运动员参赛人数平等的奥运会，女性运动员占比 50%。然而，媒体上备受关注的，也是性别领域的前沿问题——我们如何划分体育运动中的“女性”类别？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涉及到跨学科知识，其中不乏在大众认知之外的新兴领域和变化中的现实：它包括在过去二三十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因研究和生理科学；包括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体育运动赋予的不同抽象和现实意义，如奥运奖牌所带来的荣誉、奖金、兵役豁免或商业赞助，其影响常常超过运动员的个人意志；包括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性别多元和包容意识，与现行社会规范的冲突，以及呼之欲出的新的社会共识；也很不幸地被挟裹在动荡时代的各种政治和文化纷争之中，而破碎的网络信息和情绪高涨的口号更加重了高质量讨论的难度。
本文作者多莉安·科尔曼是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专门从事针对妇女、儿童、医学、体育和法律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她最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理性别（sex）、其不断变化的定义以及这种演变对法律和社会的影响上。此外，她也是一位运动员，参加过维拉诺瓦和康奈尔、瑞士和美国国家队、西部田径、圣莫尼卡和原子田径俱乐部以及洛桑体育队的比赛，曾多次获得全美、全东和常春藤运动员的冠军（具体介绍见文末）。
在本文中，科尔曼教授针对奥运会上的性别争议，提供了历史、政治和医学背景方面的解释，指出了国际奥委会与体育运动中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复杂关系，并且在文末重申了她以及女童和妇女体育领域的其她专家长期以来提出的三个基本观点。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本文作者的论述背景深植于北美语境中，比如其中提到的“LGBTQI多元性别权利组织及其在国际人权界的盟友”的强社会建构性别观。而本次奥运拳击性别争议的焦点人物之一哈利夫（Imane Khelif）成长在对多元性别持负面态度的阿尔及利亚——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文中提到的“某些进步阵营的小圈子”（可参照“男性混入女性拳击比赛？我们做了全网最全的事实核查”）。本文在事实层面梳理及其对国际体育机构规则政治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看到性别与体育之间交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也能帮我们一窥体育性别规则制定背后潜在的国际不平等。
最后，翻译这篇文章的初衷不在于给出定论，而是介绍一种中文领域比较少见的专家观点。我们在相关领域还有很多未知。女性生理和女性体育都是长期被忽视而在近年才逐渐展开的领域，而传统二元性别以外的大规模数据和高质量研究就更难获得，可现实迫使我们必须在不充分信息下做出艰难的抉择，关于体育的公平性、安全性和包容性。随着知识积累和社会观念的改变，最佳方案也必定是不断变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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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
本文用“她”指代两位拳击运动员，因为她们的自我认同仍为女性; 而用 ta 指代原文中谈及 XY 染色体运动员时所用的代词 they/ them，因为现实中有些人会在发现自己的基因型后做出不同的性别认同选择。除此以外其它情况或为翻译疏忽，敬请谅解。
原文作者 / 多莉安·科尔曼（Doriane Lambelet Coleman）
原文链接 / quillette.com
原文发布时间 / 2024年8月3日
翻译 / 谷歌翻译 + 何嫄 人工校对
编辑 / 王菁
引言
解释伊曼·哈利夫（Imane Khelif）和林郁婷（Lin Yu-ting）事件的历史、政治和医学背景
随着奥运会的回归，可预见 XY 染色体运动员参加女子组比赛又将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这已经是存在于精英体育界【译者注：指区别于大众体育的高水平竞技】一个世纪的老问题了，但不知何故，我们仍未能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争议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具传播性的一次，原因至少有三个：
- 这一次，运动员参加的是拳击项目而不是跑步，这意味着她们将对竞争对手拳脚相加。身体安全和性别规范，而不仅仅是竞争的公平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在关于利亚·托马斯（Lia Thomas）和卡斯特·塞门亚（Caster Semenya）的争论（我曾在 2019 年为 Quillette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讨论过）之后，公众对两类可能会被纳入女性比赛的XY染色体运动员的了解虽然仍不够，但有所提高。这两类运动员分别是：像托马斯这样的跨性别女性，以及像塞门亚这样患有性别发育障碍或差异（Disorders or Differences of Sex Development，简称DSD）的人。对于那些喜欢非医学术语的人来说，DSD 有时也被称为“间性状态”（intersex conditions）或“性别变异”（sex variations）。
- 此后，围绕sex / gender 【译者注：通常sex泛指生理性别，gender泛指社会性别或自我性别认同】的【美国】国内文化战争明显升温，成为一场全球性唇枪舌战。LGBTQI 多元性别权利组织及其在国际人权界的盟友认为，生理性别不是真实的，或者不重要——一点不重要或者最多与社会性别认同一样重要。与此同时，以克里姆林宫为首的专制政权则将性别多样性描述为西方文明终结的先兆。
社交媒体放大了这一切，使关于阿尔及利亚拳击手和台湾拳击手的故事成为即时全球新闻的头条。在拳击比赛中无处不在的挑衅性视觉效果引起了一些人高度情绪化的反应，而另一些人则在传播有误导性或缺乏见识的政治口号（如：“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拳击手不是顺性别女性！”）。
在下文中，我将对基本事实进行初步介绍，以便读者能够跟随事件的发展，了解其历史、医学和政治背景。
当前舆论漩涡中的主角拳手们都是谁？
伊曼·哈利夫（Imane Khelif），25 岁，阿尔及利亚次中量级【译者注：女子 66 公斤级】选手。林郁婷是来自台湾的羽量级选手【译者注：女子 50 公斤级】，现年 28 岁。两人都曾在前几届世锦赛女子组比赛中获得过奖牌，而且都是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此前两人均参加过东京奥运会。
为什么她们的女子组参赛资格会受到质疑？
国际拳击协会（IBA）于 7 月 31 日发表声明说，一项“公认的”测试结果证明哈利夫和林郁婷不符合女子比赛的资格标准。国际拳击协会说没有做睾酮测试，可推断指的是基因测试。
以下是【译者注：国际拳击协会提供的】相关细节：
2023 年 3 月 24 日，国际拳击协会取消了运动员林郁婷和伊曼·哈利夫参加 2023 年新德里国际拳击协会女子世界拳击锦标赛的资格。取消资格的原因是她们不符合国际拳击协会条例规定的女子比赛参赛资格标准。这一决定是经过缜密审查后做出的，对于维护比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极为重要和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员并没有接受睾酮检查，而是接受了一项单独的、公认的检测，具体内容保密。该检测最终表明，两名运动员均不符合参加比赛必要的资格标准，并被认定与其他女选手相比具有竞争优势。
国际拳联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做出决定，随后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得到国际拳联理事会的批准。该决定的正式记录可在国际拳联网站上查阅。
取消资格的依据是对两名运动员进行的以下两项测试：
- 在 2022 年伊斯坦布尔国际拳联女子世界拳击锦标赛期间进行的检测。
- 在 2023 年新德里国际拳联女子世界拳击锦标赛期间进行的检测。
为澄清起见，林郁婷并未就国际拳联的裁决向体育仲裁法庭（CAS）提出上诉，因此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伊曼·哈利夫（Imane Khelif）最初向 CAS 提出上诉，但在上诉过程中撤回了上诉，这也使得国际拳联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
国际拳联的官员另外补充说，这两名拳手都有 XY 染色体和高睾酮（“high T”，即“高 T ”）水平。
“高睾酮 / 高 T ”通常是指，在被归为女性性别分类的运动员中，体内睾酮水平超出女性数值范围的一种表述。如下图 1 所示，男性和女性的睾酮水平在 13 岁左右出现分化。图 1 和图 2 都清楚地表明，在青春期早期发育之后，男性和女性的 T 水平没有重叠。服用兴奋剂，或本身是生理男性，是成年运动员“高 T ”的两种方式。
图 1 摘自 Senefeld、Coleman、Johnson 等人撰写的《男女青少年睾酮水平的时间和幅度差异》（Divergence in Timing and Magnitude of Testosterone Level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Youths），《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2020 年 7 月 7 日。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奥委会和其它机构对国际拳联关于哈利夫和林郁婷的声明表示怀疑，因为国际拳联名声不太可靠，且国际奥委会声称没有看到国际拳联作为宣布她们不合规依据的测试结果。不过，据艾伦·亚伯拉罕森【译者注：Alan Abrahamson，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分校新闻学专业实践副教授，世界级奥林匹克运动专家，屡获殊荣的体育报道记者】报道，国际拳联早在 2023 年 6 月就把哈利夫的检测结果发给了国际奥委会。
哈利夫和林郁婷是跨性别人士吗？
与卡斯特·塞门亚（Caster Semenya）一样，没有迹象表明哈利夫和林郁婷是跨性别人士。这合情合理，因为她们的出生证明均注册为女性，即意味着她们在出生时就被指派为女性。并且，跨性别通常需要自我认同为不同性别。
不过，人们感到困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跨性别”一词有时也被用来指自我认同为女性身份的男性。根据她们的身份证件和一直以女性身份成长生活，哈利夫和林郁婷的自我认同均为女性。
无论如何，至少在体育界，似乎所有相关人员都将她们的案例视为 DSD 案例。
什么是 DSD ，为什么精英体育关心这个？
性别发育障碍或差异（DSD）有很多种。
取决于所谈论的差异不同，它们可能只影响男性，也可能只影响女性，或者两者都受影响。如下图 2 所示，体育界唯一关注的 DSD 影响着基因型为男性且对雄性激素敏感的人群：包括对雄激素完全敏感人群，如 5α 还原酶缺乏症（5-ARD）的运动员；和高度敏感人群，如部分雄性激素不敏感（PAIS）的运动员。
这在政策上是合理的。设立女性运动类别的目的，是确保女性运动员之间相互竞争，而不是与具有男性生理优势的运动员竞争。而雄激素是造成运动成绩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尽管历史上的性别测试曾经粗暴且直接，但其基本目标始终不变。
具有 5-ARD 和 PAIS 的运动员有 XY 染色体；ta 们有睾丸；ta 们的睾丸产生的睾酮量远远超出正常女性的范围；ta 们的雄激素受体读取并处理 ta 们的“高 T ”；因此，ta 们的身体在童年和青春期会经历男性化发育，而这与运动水平相关。此后，ta 们的循环睾酮水平会继续一如既往发挥其提高运动表现的作用。
下图 3 将 5-ARD 运动员与跨性别女性、性别典型的男性和女性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DSD 运动员与典型男性的差异（如外生殖器发育不全）与运动成绩无关。而当ta 们参加女性比赛时，ta 们具有男性的优势。
图 3：来自体育仲裁法庭的证据：Mokgadi Castor Semenya 诉南非田径协会一案。首次转载于 Doriane Lambelet Coleman，"Semenya and ASA v IAAF: Affirming the Lawfulness of a Sex-Based Eligibility Rule for the Women's Category in Elite Sport"，19 Sweet & Maxwell's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Review 83-90（2019 年）。
哈利夫和林郁婷是否具有使她们失去参加女子组比赛资格的DSD？
在我写这篇文章【译者注：2024 年 8 月 3 日】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有三个版本。
第一种说法来自信誉不太可靠的国际拳联，认为哈利夫和林郁婷确实患有 DSD，因此不符合参赛资格。也就是说，国际拳联或其代表说她们是具有男性优势的基因男性。“具有男性优势”通常意味着她们的睾酮具有生物可利用性：即她们并非对雄性激素不敏感，而且她们在其它与竞技相关的身体表现方面已经男性化。
第二种说法在社交媒体和一些媒体评论中很流行，人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 哈利夫和林郁婷完全是女性，有 XX 染色体和卵巢等。有些人承认运动员的表型【译者注：指生物体的可观测性状，或可理解为通俗意义上的外型】是男性化的，但认为很多女性（她们倾向于广义地理解为包括跨性别女性）都有男性化的表型，因此只需要接受这一前提即可。
第三种似乎是国际奥委会目前的立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其高度隐晦的声明，即哈利夫和林很可能为具有男性优势的 XY 染色体 DSD 人群，但因为她们出生时被认定为女性，并继续这样的身份认同，所以她们是女性。
在过去的几天里，国际奥委会对针对哈利夫和林的攻击表达了很多遗憾和谴责。我们都该为此感到悲哀，这些攻击太糟糕了。不过，这种波动的局势几乎完全是国际奥委会自己造成的。鉴于国际奥委会与体育运动中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复杂关系，它发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含糊信息也在意料之中。
- 六月份，国际奥委会发布了一份语言指南，禁止在奥运会上使用基于生理性别的语言来描述运动员，并要求对于认同为女性的性别多样性 XY 运动员的称呼必须明确无误：她们是女性。
- 这份语言指南遵循国际奥委会从 2021 年起所持立场，即不应仅因为性别多样性 XY 运动员是【生理】男性就认为 ta 们在竞技场上具有男性优势，男性的睾酮激素水平也不应成为取消其资格的理由——尽管科学上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睾酮激素是导致最优秀的男性和最优秀的女性之间运动表现差距的主要驱动因素。
这个想法是想通过使相关的生物学和我们用来谈论它的语言消失，从而使像 Caster Semenya 和 Lia Thomas 这样的 XY 运动员在女性类别中的争议消失。
当然，一旦国际拳联将国际奥委会把哈利夫和林纳入女性运动项目的决定曝光，国际奥委会就无法逃避随之而来的争议。但国际奥委会已作茧自缚，因此我认为其发言人所言大部分内容都是内部暗语和狡辩的结合。
尽管如此，8月2日《Inside the Games》记者 Alex Oller 的一篇精彩文章告诉我们，知识渊博的记者们如果在关于 XY DSD 问题的答案中二选一可能皆对。我建议你完整阅读 Oller 的报道（并普遍推荐阅读《 Inside the Games》），但总的来说：
从官方来讲，哈利夫和林护照上的法定性别是女性，而国际奥委会遵从这一认定。你可以把这看作是国际奥委会目前的性别测试——它使用法定性别来决定生理性别和/或女性运动类别资格。
国际奥委会还表示，它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哈利夫和林护照上的内容与她们的生理性别不一致。当然，国际拳联作出了反驳，但国际奥委会表示，它不相信国际拳联关于此事的声明，因为它出自“随意”的程序。
与此同时，事实上，国际奥委会承认在哈利夫周四首次获胜后，它从自己的网站上删除了哈利夫具有高睾酮水平的注释。为了自圆其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声称睾酮水平并不重要，许多女性的睾酮也很高。这是故意误导。
睾酮高女运动员（包括有多囊卵巢综合症 PCOS 的女运动员）的睾酮激素水平偏向女性数值范围的最高值，而不是在女性范围之外或落到男性范围之内。她们的生理性别是无可置疑的。正如我上面所解释的，对想要参加女性类别比赛的运动员而言，“高T”在国际体育运动中出现，预示着运动员不是使用了外源性雄激素兴奋剂，就是生理上为具有生物可利用的内源性雄激素的男性。没有迹象表明哈利夫或林服用了兴奋剂。
顺便说一句，许多运动联合会，甚至国际奥委会本身，多年来一直使用睾酮水平来区分生理性别，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卵巢和肾上腺都不会产生落入男性数值范围的睾酮水平，只有睾丸会产生。如果你正在鉴别生理性别而不是法定性别，它肯定比护照更准确。
国际奥委会还表示，它之所以放弃性别测试是因为没有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以非歧视性的方式正确进行，以及它声称科学上一致认为哈利夫和林是女性。
即使内部人士也无法在这点上帮国际奥委会自圆其说。他们要么已经让专家查看过相关运动员的档案，要么没有这样做。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就不可能就任何事情达成科学共识。
相比之下，其余部分是内部一致的。出于与哈利夫和林的个案关系不大的政治原因，国际奥委会不想对运动员进行性别测试，因为它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指在它关心的诸多方面都很昂贵），也会形成对自我认同为女性的 XY 染色体运动员的“歧视”。
为什么哈利夫和林郁婷能够参加多年比赛，然后在去年才被禁赛？
哈利夫和林郁婷多年来一直在拳击运动中参加国际比赛。她们直到 2023 年才被禁止参加全球性比赛。
在 2022 年之前，国际拳联没有通过染色体或睾酮测试来评估生理性别或男性优势的做法。正如国际奥委会现在所做的那样，它曾经也是将运动员的护照作为生理性别和/或女性类别资格的依据。如果一名运动员经由其本国协会参加女子组的国际比赛，并且身份证件上写着她们是女性，国际拳联就将此作为她们资格的证明。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说法，国际拳联在 2023 年“突然”和“随意地”改变了方案。国际拳联表示，它在东京奥运会后（在 2022 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开始逐步进行一些生理测试，但直到 2023 年才开始排除不合格的运动员。
为什么由国际奥委会，而不是国际拳联，来决定哈利夫和林能否参加巴黎奥运会？
《奥林匹克宪章》通常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来制定各自运动项目的资格标准。但由于治理失败和腐败丑闻，国际奥委会自 2019 年以来一直不承认国际拳联在奥运会上监管这项运动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东京和巴黎的比赛是由国际奥委会为此目的任命的一个特设小组负责的。该组织拒绝了国际拳联基于生理测试对哈利夫和林的性别裁决，而采用旧的护照资格，国际奥委会将其描述为“2016 年实施的规则”。如上所述，这恰好与国际奥委会自身的政策偏好是一致的。
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如何在 ta 们的故事中发挥作用？
“奥林匹克运动”（Olympic Movement）的政治至少从两个方面在这个故事中发挥了巨大影响，而我也已经在前面提过。
首先是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拳联的斗争。国际拳联恰好与克里姆林宫结盟，而克里姆林宫分别对国际奥委会在兴奋剂问题和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怀有敌意。
第二个是国际奥委会的政策选择，即与跨性别权利倡导者保持一致，反对基于生理性别的女性性别分类。在这方面，国际奥委会不仅与国际拳联存在分歧，而且与“奥林匹克运动”中一些至关重要的联合会（如世界田径联合会和世界游泳联合会）存在分歧。与国际奥委会不同，这些联合会决定优先考虑运动的公平性和为女性运动员特设的女性性别分类。
我们该何去何从？
哈利夫和林郁婷的案例表明，当参赛资格的规则没有以与比赛类别目标一致的方式确定时，每个人都会输掉比赛。这个问题经常和可预见地引发的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相关组织和运动员的损害，应该会催化变革。继续回避这个问题——就像国际拳联和其他联合会，包括最著名的国际足联（FIFA）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只意味着未来会出现更多丑陋的争议。
最后，我要重申我以及女童和妇女体育领域的其她专家长期以来提出的三个基本观点。
首先，精英体育中的女性运动类别，除了因生理性别差异，导致运动表现上的性别差异，以及顶级男女运动员之间的实际差距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那些认为我们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类别进行合理化的建议，例如，基于自我声明的性别认同，或者我们可以为了实现包容而允许越来越多的例外（就像国际奥委会允许哈利夫和林参加巴黎奥运会一样），除了在某些进步阵营的小圈子里有受众，没有立足之地。
其次，如国际奥委会的框架那样，任何资格认定标准，如果否认或无视与性别相关的生理机制，都在消解分类本身。
最后，致力于女性类别和女运动员一对一平等的体育联合会必须加紧做两件事：必须制定以证据为基础的规则，然后始终如一地遵守这些规则；也必须认真抓住其它机会来迎接各项运动中的性别多样性。
作者介绍
多莉安·科尔曼（Doriane Coleman）是杜克大学法学院（Duke Law School）的托马斯·帕金斯（Thomas L. Perkins）杰出法学教授，她专门从事针对妇女、儿童、医学、体育和法律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她的著作，无论是单独撰写的还是合著的，都已在众多美国和国际期刊上发表。她还撰写专栏文章，并经常被媒体引用。
她最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理性别（sex）、其不断变化的定义以及这种演变对法律和社会的影响上。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体育运动中的性别》和《重申第九条一般非歧视规则的体育例外的价值》——已被广泛阅读，并在制定女性类别的资格标准时使用。第三篇文章《性别中立》追溯了法律中性别的历史，并探讨了从性别怀疑主义到性别无区分这最后一步的优点。她的著作《On Sex and Gender——一种常识性方法》（2024年）为更广泛的读者扩展了这些主题。
在杜克大学，科尔曼是凯南伦理研究所的教职研究员和咨询委员会成员，也是医学院特伦特生物伦理学、人文与医学史中心、大学科学与社会倡议的兼职教员。她还是大学体育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法学院体育法律与政策中心的联合主任。
她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霍华德大学法学院开始她的学术生涯之前，她曾是 Wilmer, Cutler & Pickering的诉讼律师。
在进入法学院之前，科尔曼在大学和国际比赛中跑过 800 米。她曾多次获得全美、全东和常春藤运动员的冠军，1982 年获得美国全国大学室内 800 米冠军，1982 年获得美国 4x400 米接力赛全国室内冠军，1982 年和 1983 年获得瑞士 800 米全国冠军。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参加了维拉诺瓦和康奈尔、瑞士和美国国家队、西部田径、圣莫尼卡和原子田径俱乐部以及洛桑体育队的比赛。
译者介绍
何嫄，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讲师，公众号“无缰”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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