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1955年，31岁的《大公报》编辑金庸在总编罗孚的建议下开始了《书剑恩仇录》的写作，小说随后发表于当时的左翼媒体《新晚报》，被王德威称为“香港文学的第四个关键时刻”。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属鸳鸯蝴蝶派的武侠小说文类被归为“毒草”加以批判，白色恐怖下的台湾也警惕武侠小说中以虚写实的历史兴亡而将其列为禁书，唯有香港在英国政府相对放任的殖民文艺政策下，成为冷战地缘政治版图上的化外之地，使得金庸可以依托于这片“借来的土地”上，凭“借来的时间”投入武侠创作。
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他重新绘制可望而不可及的原乡图谱，也在袁承志的入宫行刺、杨过飞石杀蒙古大汗的情节中最大限度地“重写”着历史的转折时刻。诚如宋伟杰所言，在金庸笔下武侠人物翻山越岭、开疆拓域的行迹版图上，始终徘徊着政治忧患、文化焦虑、身份认同等遗民意识形态的幽灵。同时，他对东方不败信徒们“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影射、对夺回教主之位的任我行又变成了另一个东方不败的情节安排，亦反映出他作为服务过左翼媒体的知识分子对冷战时代政治现实的反思。
近来学界对金庸的研究转向金庸武侠的“经典化”历程，尤其关注他在不断与读者、学界互动后对作品进行的三度修改。尽管从新派武侠诞生之日起，评论界责难之声不断，但作为二十世纪第一畅销作家，金庸武侠确已经成为获得市场认同的“流行经典”，更在割裂的政治环境下成为全球华人社群“共享的语言”。尽管近来影视、动漫、游戏的娱乐化改编愈发抹平了金庸武侠与最初创作语境之间的幽微关联，但那些跨越时空的对人性和权力江湖的洞察依然照亮着的如今的世界。
3月10日是金庸诞辰百年，Xuting和结绳志谨以这篇书评纪念这位“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的文坛侠客，也纪念他笔下那个“世间多少痴儿女、情到深处无怨尤”的武侠世界。
作者 / Xuting
编辑 / 孟竹
校录 / 子皓
在二零零五年，现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韩倚松教授（John Christopher Hamm）出版了西方学术界第一部对金庸系统化研究的专著，《纸上侠客：金庸和现代中国武侠小说》（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虽然金庸在华人世界影响力深远，但由于其作品的通俗性、长篇幅，在海外学术界里长期面临着“热烈讨论、写短篇随笔的人多，动真格写专著研究的人少”的窘境。考虑到金庸多面的人生履历和作品的卷帙浩繁，如何将复杂的材料浓缩进一本专著也是一大难题。面对这一挑战，韩倚松通过梳理金庸作品内在创作理路的变化，细致地将文本细读、中国武侠小说史、媒介传播和文化社会学贯穿交织融为一炉，向英语世界读者呈现了二十世纪特殊且复杂的”金庸现象”。韩倚松认为，金庸的作品呈现出“从关心汉民族与中国历史命运向以文化为基石的‘中国性’”的转向。这一“文化转向”不仅串联起金庸作品主题、立意的变化，也侧面反应出金庸从小说创作者转变为“全球华人文化遗产”的过程。
一九五五年，金庸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和一年前梁羽生创作的《龙虎斗京华》共同开启了“新派武侠”时代。金庸不仅开创性地运用了“旧派武侠”所欠缺的西方小说技巧和结构，又超越了当时在香港报纸副刊一度风靡、描绘广东佛山英雄黄飞鸿、方世玉等人物的“广派武侠”的空间局限。倪匡曾评价道，“《书剑恩仇录》在金庸的作品中，当然不是很好，但已经光芒万丈。”《书剑恩仇录》从“广派”的南北地域冲突转向满汉民族矛盾的历史大问题，在地理想象上远至塞外边疆。而陈家洛与乾隆之间既是血缘兄弟又是情敌的复杂冲突关系，也为原本立场分明的满汉对立赋予了个人化的情感、心理深度。尽管小说中不乏精彩的打斗场面，韩倚松评价道，真正为读者动容的仍然是陈家洛、霍青桐、香香公主等主要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悲剧命运。
韩倚松注意到金庸早期的作品充满了在历史变迁面前无能为力的孤独感：陈家洛作为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的首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面对历史不可抗力的结局。在《书剑恩仇录》的结尾，陈家洛和红花会群雄策反乾隆失败，最终失意出走塞外，远离了中原纷争。而在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里，主人公袁承志作为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遗孤，虽有一身武功，却也难免壮志未酬、远赴海外的命运。两部作品都弥漫着历史大变局面前忧郁的流亡情绪（exilic consciousness），而这也与五十年代香港难民以百万数激增的社会现实相互呼应。韩倚松点出《碧血剑》里一处耐人寻味的“香港隐喻”：一个被俘葡萄牙军官感佩袁承志放他生路的恩情，将一副海岛地图赠与了袁承志，让他带着“吃不上饭”的中国受苦百姓都到岛上去避难。袁承志虽然当时暗自感到好笑，毕竟哪个小岛都容不下中国的亿万百姓，却在小说的结尾意兴萧索之际重新找出地图，决意带着群雄航向南洋去做“化外之民”，开辟新的人生。
在《碧血剑》连载后的第二年，金庸的创作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射雕英雄传》开启了他创作生涯的新篇章。韩倚松认为，尽管《射雕》仍将背景设定于南宋联蒙灭金的王朝更迭期（dynastic crisis），武功和武林开始成为叙事重心：主人公郭靖不再像陈家洛、袁承志那样，一登场就是技艺完备的武学行家，而是经历了一番冒险历练，逐步习武，屡经奇遇又得前辈点拨，从懵懂少年成为成熟、有担当的大侠，这也令《射雕》具备了西方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色彩。而小说的地理文化想象（geocultural imaginary）也从国族疆域转变江湖空间：“华山论剑”不仅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源头，也建造出一个武林坐标系：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位绝顶高手各据一方，之间又存在着传统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可以说从《射雕》开始，江湖不再是与庙堂相对立的存在，而是一个自为的空间，一个独属于金庸的“武侠宇宙”。
韩倚松指出，这一叙事转变折射出金庸从流亡到离散（diaspora）的心态变化。他引用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流亡意味着思乡的忧郁，而离散却意味着同胞之间的联谊。流亡也许是孤独的，离散一定是集体的。”如果说《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探讨了个人与时代间的悬殊较量与孤独退场，《射雕英雄传》则想象了一个江湖共同体。虽然国族忠义仍是小说人物的基本道德（正如郭靖、杨康的名字取自“靖康之耻”），他们却在武林江湖中建立起自足自洽的知识体系、成长路径和社会网络，个人价值也不再由政治使命完全决定。韩倚松认为，整个武学世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中国”），它独立于朝代变更，通过文化认同联结不同地域、时空中离散的中国同胞。他特别关注“岛”的寓意在金庸早期小说中的变化：《碧血剑》里的南洋岛是袁承志等一行人逃离中原、不得已的出走地，而《射雕》里的桃花岛则更像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世外桃源。小说中周伯通评价桃花岛主黄药师，“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以及农田水利，经济兵略，无一不晓，无一不精。”如果说“琴棋书画”代表着一个中国人的文化修养，那么黄药师就是中华文明集大成的象征了。韩倚松写到，“尽管《射雕》的故事背景和人物主线仍然与王朝动荡息息相关，金庸却借着桃花岛想象着一处美丽、丰饶、诱人的中国文化空间，它永恒地独立于政治纷争之外（existing in timeless independence from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political struggle）。”
《射雕》的续作《神雕侠侣》更进一步地推动了这些议题：主人公杨过心理成长的过程远比郭靖复杂曲折，这甚至令韩倚松猜想是否与当时金庸独立创业《明报》的艰难心境有关。小说中的绝情谷和活死人墓将金庸的江湖地理学延展至地下（subterranean），隐喻被压抑的情欲（tomb/womb of passion）。然而和郭靖终生驻守襄阳贯彻侠义精神不同，杨过在完成了击毙蒙哥大汗的壮举后，选择与小龙女归隐终南山，以个人的情爱厮守作为最终的人生选择。但反过来看，金庸似乎在暗示杨过必须先担负起民族大义的重任，才能够洗去他作为杨康儿子的“原罪”，被原谅他一系列的反叛越轨行为。
而到了金庸创作末期的《笑傲江湖》，主人公令狐冲甚至连任何救国重任都不必承担，因为金庸已将具体的历史背景抹去，让江湖本身成为了政治斗争尔虞我诈的空间。小说的开篇讲述了一个“退出江湖而不得”的故事：正教衡山派高手刘正风举办了“金盆洗手”仪式，表面上是为了入仕途做官，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他和魔教长老曲洋因音乐结缘又不被允许的私交。然而正教首领左冷禅早已发觉了这一隐情，派遣嵩山派高手阻止刘正风，并以他的家人性命为要挟，要刘正风吐露出曲洋的去处。刘正风的家人不肯服从，被逐一杀戮，他的女儿甚至怒斥，“你嵩山派比魔教奸恶万倍”。刘正风的小儿子却因恐惧求饶，和父亲划清界限。韩倚松评论道，“显然，左冷禅（处置刘正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抗衡魔教。他还借此机会巩固他对整个‘五岳联盟’的支配。读者通过逐步会发现，左冷禅合并五岳剑派的图谋，不过是他‘一统江湖’的第一步。左冷禅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也说明了所谓的‘正邪‘阵营划分和真正的道德原则毫无干系。”作为权力顶峰的象征物，《笑傲江湖》中至高无上、引发一系列争夺血案的武学精要《辟邪剑谱》（《葵花宝典》）则象征着人性在争权夺势中不可避免的扭曲（perversion）。愕然目睹江湖残暴斗争的令狐冲和任盈盈，最终在刘正风与曲洋共谱、取材自《广陵散》残本的《笑傲江湖》曲中得到了慰藉，琴萧合奏，徐徐退场。韩倚松将《辟邪剑谱》与《笑傲江湖》曲谱的象征意义进行对比：如果说《辟邪剑谱》影射权力与知识，那么它的“传承“实际上切断了人伦血脉相传。与之相反，《笑傲江湖》的曲谱代表着文化的跨代、跨意识形态的独立延续，需要演奏者二人心意相通或情感结合（heterosexual union）。这也流露出金庸在成书年代对时代政治的心灰意冷，并力求在传统文化中得到情感依托。
除了对作品的文本细读，韩倚松在《纸上侠客》里还探讨了金庸的文典化（canonization）问题。如果仅看商业实绩和知名度，金庸是当之无愧的二十世纪第一畅销作家，仅在他一九八五年访问大陆时，就被官方告知小说已卖出四千万册。当金庸一九九八年赴台湾参加研讨会时，不仅时任“副总统”连战出席致辞，三名台北市长候选人也争相和金庸握手留影，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还自比“政坛郭靖”。然而从“文学经典化“的角度看，金庸越是广受追捧，就越不利于他文学地位的奠定。韩倚松援引刘以鬯发表于一九六二年的短篇小说《酒徒》：主人公是一名怀揣纯文学理想的香港作家，却因为生计所迫写起了武侠小说，后来沦落到写情色文学糊口，整日借酒消愁。“酒徒”的悔恨、挫败、痛苦和“堕落”，侧面反应了当时武侠小说等通俗类型不入流的文学地位。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literary field），韩倚松指出文学创作群体必须找到不同于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自洽定义（autonomous definition）。因此，要回答“何为（纯）文学”，就必须检视文学自洽原则（autonomous principles）是如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主流准则区别对立（heteronomo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uthority）。简单来说，越不认同经济（发行量、销售额）和政治（宣传）原则，就越“文学”。在香港想要写出“纯文学”，就意味着要摒弃大众流行的、满足感官娱乐的通俗小说。
在这样的“雅俗”对立下，以武侠小说声名鹊起的金庸又如何推动自己作品的经典化？金庸首先利用了他作为媒体人、出版人的身份，早在小说连载时期，他便经常与读者通信，探讨小说中的“普遍人性”，将自己的作品逐步置于文学批评的语境里。同时，金庸将自己的作品塑造成海外华人读者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桥梁。在《鹿鼎记》封笔之后，金庸花费了十年心血修订《金庸全集》，不仅在形式上调整了原本连载体需要反复回顾情节的冗余感，还在内容上加重了“文化分量”，比如大量的历史注释说明。金庸甚至为《碧血剑》增添了一篇附录《袁崇焕评传》，充实小说的历史背景。韩倚松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碧血剑》原本的出场导入人物侯朝宗被换成了渤泥国（文莱）华侨张朝唐，“朝唐”二字代表了域外侨民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也暗示着金庸广泛的海外读者群。而当金庸访问大陆、在北京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他并没有多讲武侠小说，而是谈起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金庸不再仅是一名武侠小说的作者，而是飞升至中华文化巨人的高度，甚至有人崇拜地评论道，金庸在文化、商业和政治上的成功实现了中国传统士人梦寐已久的“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
当然，金庸作品的“文典化”仅依凭大众追捧和自我推广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学院派的认可。韩倚松引用一九五九年《明报》刊登的一篇影评《有感情的武侠片》，其间作者提到她原本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认为是小孩子看的消遣读物，却不曾想偶遇一位“大学教授”向她称赞、推荐《射雕英雄传》，从此看得手不释卷。韩倚松认为，这篇“影评”反映了已经在开展的金庸作品文典化过程：第一，影视改编实际上巩固了金庸小说作为“文学”的区别特质（logic of differentiation），因为按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来讲，影视比文学更“主流”，更受市场因素影响。因此在与影视的对立中，金庸小说被归入了更自洽的文学类别。第二，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学院派是文学作品“圣化”（bourgeoise consecration）过程的重要参与者。金庸显然也意识到知名学者加持的重要性，甚至将伯克利大学文学教授陈世骧称赞他的信件公开，并附录在作品里出版。而当金庸作品在大陆开始流行时，人民大学教授、红学家冯其庸对金庸小说的评点也广为流传，冯其庸还特别提到他在耶鲁大学访问时经常和余英时“畅谈”金庸小说，更是把金庸作品变成了大学者爱不释手的案头读物。金庸的出版帝国也抓住这一机会，征集短篇评论，发行了一系列“金学”著作，让金庸变成学术研究的对象。
金庸的文化巨匠身份并非无人质疑。在《纸上侠客》的结尾，韩倚松回顾了世纪末王朔与金庸的争论。一九九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王朔的评论《我看金庸》，王朔开篇就为金庸作品定性，“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随后王朔从语言、立意、人物塑造上对金庸小说逐一批判，最后写道：“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金庸则在《文汇报》上以《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为题回应，罗列了学术界对自己的支持，“谦称”王一川教授将他列为二十世纪排行第四作家、北大严家炎教授开讲《金庸作品研究》、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办金庸研讨国际会议，实属“不虞之誉”，令他“汗颜”，而王朔未将他列入“四大寇”或“四大毒”就已是“笔下留情”。在另一篇更长的回应里，金庸针对王朔“浙江话入不了文字”的论调列举一批浙江和南方出身作家文人。
韩倚松分析道，除了文化话语权的“南北之争”，这场世纪末风波的背后再次反映了文化场域的历史变化：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大陆开始分层出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三个空间，所有文化参与者都在焦虑中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与其说王朔是在评论金庸的文学质量，不如说是借拒斥港台大众文化来重新校准京派文化精英的位置。然而当王朔选择在大众纸媒上“开炮”，就注定整场论战也同样被市场逻辑所决定，被寻求“自洽原则”的学院派降格为“媒体评论“。
随着金庸在二零一八年辞世，围绕着他“当代名人”（celebrity）身份的喧嚣争论也烟消云散。尽管大陆影视制作公司仍在不断翻拍金庸小说，社会反响却大不如前，读者再也见不到金庸本人对影视改编的评点。金庸作品的鼎盛辉煌到底只是二十世纪大众文化的昙花一现，将被年轻人其他娱乐形式取代，还是会成为文学经典继续传世？徐克新版《射雕英雄传》能否借着启用肖战的机会再度掀起新一代阅读金庸的热潮？金庸虽已西去，但他的作品却早已深植华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或许某一天碧海潮生，江湖风云再起。
【作者简介】
Xuting，结绳志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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