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按 ·
德国似乎总被视为直面自己罪恶历史的典范。针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代德国政府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努力铭记、表达忏悔，“正视历史”甚至成为德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然而，《坏记性》（Bad Memory）一文揭示了这种记忆政治的局限与粗暴：德国政府将对以色列国的支持视为其道德承诺的最重要证明，无视了具体的犹太人生活；在打击反犹主义的名号下，阿拉伯裔与穆斯林群体成为了历史罪责的替罪羊。《坏记性》强调，表演性的记忆政治远远不够，“记忆的工作永远不会完成”，必需立足历史，去参与各种形式的反霸权斗争、去争取更广泛的公正。
本文来自知名媒体《犹太思潮》（Jewish Currents），由期刊编辑集体写作，发布于2023年春季刊。尽管文章并不涉及当下愈加紧张的巴以局势，但这篇文章谈及的记忆政治与霸权结构仍十分切要攸关。
原文作者 / Jewish Currents编辑组
原文标题 / Bad Memory
原文链接 /
https://jewishcurrents.org/bad-memory-2
原文发布时间 / 2023年春季刊
翻译 / Cheshirecat
编校 / wema
本文所有图像均来自Rasha Al Jundi的摄影系列《Cacti》（2023） ，并由Michael Jabareen绘制插图。这些照片在柏林周边拍摄，包括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纪念馆等。其中，头戴头巾的人物将自己置身于画面中，以抗议当代德国压制巴勒斯坦声音的种种方式。
大概零几年的时候，一个主要由土耳其妇女组成、名为“社区母亲（neighborhood mothers）”的移民小组开始在柏林的新科隆区（Neukölln）聚会，主要学习大屠杀的历史。这些历史课程由一个致力于德国为大屠杀赎罪的基督教组织“和平和解行动”所组织。“社区母亲们”震惊于她们在这些课程中所学到的东西。“一个社会怎么会变得如此疯狂？”其中一位名叫纳兹米耶（Nazmiye）的成员后来回忆到，“我们开始问我们自己，他们是否也会对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某天发现我们处在和犹太人一样的处境中。”但是在一次由该项目组织的教堂参观中，当表达了这种担心时，她们的德国东道主非常生气。纳兹米耶说：“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那就滚回我们自己的国家去”。那次活动结束得非常草率，这些妇女被命令离开。
在人类学家埃斯拉·厄兹尤雷克（Esra Özyürek）的新书《罪责代言人》（ Subcontractors of Guilt）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该书梳理了针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移民群体的一系列有关德国大屠杀的教育项目，这些项目旨在帮助他们融入德国精神，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和赎罪的德国精神（ethos）。厄兹尤雷克指出，那些参与这些项目的人往往会联想到他们的（德国）引导者并不期望的方向——与当下德国的本土主义暴力，或者是他们在逃离叙利亚、土耳其和巴勒斯坦时所经历的腥风血雨。用厄兹尤雷克的话来讲，对于很多德国人，这些移民因历史遭遇引发的焦虑是种“错误的情感”。一位带领参观集中营的德国向导回忆起，他曾经被这些移民游客激怒，因为他们讲起他们恐惧“自己下一个就会被送到这里”。这位向导说：“就有一种感觉，他们不属于这里，他们也不应该和德国的过去有什么关联。”要成为真正的德国人，他们被期望扮演忏悔的施暴者角色，而不是潜在受害者。
这种期望成为了学者迈克尔·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和亚塞敏·伊尔迪兹（Yasemin Yildiz）讲的“移民的双层枷锁（migrant double bind）”的基础。在这个范式里，当下“德国性”的核心在于对反犹主义的某种敏感性，但是这种敏感性是通过与第三帝国的直接、可能的家族关系而获得的。移民和少数种族群体被期望去继承施暴者的遗产；当他们没有这么做的时候，被认为标志着他们不属于德国。换句话说，在这个有关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当下德国人的、自上而下的动态的悖论中，一个在争论中形成的反反犹主义变成了保持德国性中“雅利安性”的机制。
这些动态在关于德国记忆文化（memory culture）的主流叙述中是大规模缺失的。在最近几十年，这种记忆文化已经成名，成为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典范。在2022年12月《大西洋》杂志的封面报道中[1]，诗人和学者克林特·史密斯（Clint Smith）来到德国，想看一看这个国家的赎罪过程如何能够给美国以启示，帮助其面对自身的种族暴力历史。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史密斯看上去给德国的努力打了一个A：“正是这种铭记的努力成为了最强大的纪念”。史密斯当然不是唯一一个来到德国并对德国的做法印象深刻的人。从加拿大到英国到日本，很多观察家都把德国作为如何直面本国罪行的典例。像安德鲁·西尔弗斯坦在本期中所说[2]，西班牙的记忆活动家们（memory activist）为了促进他们国家内部反思弗朗西斯科·佛朗（Francisco Franco）的法西斯独裁暴力，采用了德国在街道建立“纪念石（Stolpersteine）”的做法。
德国对于记忆（memory）的执着毫无疑问令人印象深刻。没有其他哪个世界大国像它这么努力去理解其过去。但是当世界在赞扬这种忏悔文化时，一些德国人，尤其是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开始警惕：这种对待记忆的方式已经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自恋的机制，会带来奇怪和令人不安的后果。德国左翼犹太裔作家法比安·沃尔夫（Fabian Wolff）在2021年一篇传播颇广的文章中写道[3]，德国对于过去的依赖缩小了犹太人在当下的空间——他写道，“那些存在于他们视野和他们认知范围之外的犹太生活”，或者“关于犹太问题的犹太对话[其]意义超出了这些德国人自己的想法或想听到的东西”，在德国人那里都没有容身之地。德国犹太裔诗人和公共知识分子马克斯·乔莱克（Max Czollek）对于德国记忆文化的论战《去-融合！》（De-integrate!）在今年发表并在本期中由桑德斯·伊萨克·伯恩斯坦（Sanders Isaac Bernstein）分析[4]。这本书基于德国犹太裔社会学家米哈尔·博德曼（Y. Michal Bodemann）的概念“记忆的剧院（theater of memory）”，旨在描述德国犹太裔在大屠杀叙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叙事更多的是关于施暴者和他们的后代如何赎罪而不是有关如何补偿大屠杀受害者。正如博德曼在讨论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对犹太人的期望时写道：“不管他们的个人倾向、信仰或者历史是什么，犹太人的身体存在（bodily presence）都代表着新德国的民主制度，并因此实践着意识形态的劳动。”犹太人自己也非常好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乔莱克分辨到，这让那些曾经畏缩于民族主义表达的德国人感到，他们已经赢得了民族主义的回归。这样的结果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力比多式爆发，乔莱克从各种事件中看到了这一点，从2017年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议会中令人担忧的胜利，到德国举办2006年世界杯时看似更温和的摇旗狂热。
统一后对国家认同的这种向往，在反对移民群体——尤其是阿拉伯裔和穆斯林——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惊讶。从2010年代开始，来自中东的避难者数量激增，针对他们的极右翼暴力也随之增加。迄今为止最为致命的袭击是在2020年，一个持枪者在哈瑙枪杀了九个拥有移民背景的人，并非常明显地针对他认为经常是由非德国人光顾的街区。在一份声明中，他呼吁“完全清洗”“我们中间的许多种族和文化”。尽管德国政府谴责这种极端主义，它仍然只允许非白人“他者”在非常有限的、附属的条件下进入其政体。当我们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柏林警方再次以反犹主义为理由，提前禁止支持巴勒斯坦囚徒和纪念nakba日的游行。Nakba日是巴勒斯坦人纪念他们在以色列国家建立期间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所驱逐的日子。【最近，警方承认去年在游行示威中被逮捕的人是因为他们佩戴了阿拉伯头巾（keffiyeh）或者展示了巴勒斯坦旗帜的颜色。这与以色列在其境内对于巴勒斯坦旗帜的镇压如出一辙。】非常清楚的是，德国在其境内对于犹太性和巴勒斯坦性的紧密控制——这种状况与大屠杀记忆所谓的人性化效果背道而驰。
我们既不是第一个讨论这些动态的，也不是直接在他们的“爆破直径内”的。但是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声援德国犹太裔左派。因为昨日的德国屠杀他们，今日的德国抹杀他们。他们组织的尝试始终被边缘化。我们也声援那些被镇压的少数族群，针对他们的这种镇压在历史责任的幌子下被国家所认可。我们写作是为了提醒我们的美国读者，德国是如何成为争论有关犹太性在当下含义的重要政治战场，并且这如何影响到全球的巴勒斯坦人。我们写作也是为了直接与德国人对话，和他们分享这些议题如何深刻影响了一个犹太杂志的编辑们——我们这本杂志同时致力于探讨犹太人生活、巴勒斯坦自由和大屠杀记忆，曾经发表过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1952年发自华沙犹太区的来信，还有纳粹猎手小查尔斯·艾伦（Charles R Allen Jr）对美国政府藏匿纳粹帝国成员的曝光。简短来说，当下德国的记忆文化对我们来说是悲剧和荒诞剧的一体两面。
德国花了很多时间才成为忏悔和和解的象征。最初，当这个国家急于战后重建，当时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在西德，倾向于否认：小说家塞巴尔德（W. G. Sebald）把这个国家令人瞩目的复兴归功于“那些铸进我们国家根基的尸体的秘密，那些在战后将所有德国人凝聚在一起的秘密”。在那时，东德和西德都必须面对那个可怕又尴尬的事实。那就是，纳粹政党一直在普罗大众中享有很高的支持率，直到希特勒的战败让这种支持变得不可言说。西德对此的态度就是把它扫到地毯下面，“改造（rehabilitating）”大部分的纳粹分子并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东德并没有逃离纳粹的遗产，致力于频繁的对其罪行的公开纪念，但是大体上主要遵循这个年轻国家的主要政治和经济支持者——前苏联——的模式，通过纪念法西斯主义的普遍受害者，而不是针对有关犹太人的大屠杀。它甚至欢迎之前低位阶的纳粹主义者进入到共和国的新的反法西斯身份的建立之中。之后几代德国人，包括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也通过不同方式与这段历史切割干净，以出生在纳粹主义之后为由，建立了一种没有罪感的政治身份。
然而，在1980年代初， 在一系列世界范围内对于纪念的兴趣和记忆文化研究的兴起，德国的活动家开始推进更多对于大屠杀的认知。面对沉默的保守派政府，左翼组织开始进行戏剧化的行动，比如占领集中营并在盖世太保总部旧址进行象征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以此来推动德国对这些地方的公共教育。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些草根运动的努力逐渐在东西德统一过程中变成了国家官方政策。
这种国家层面的对纪念的拥抱并非不涉自身利益：为了展现自身已经适合进入西欧国家社群，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开始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证明它已经充分悔改了。德国人甚至造了一个新词“反思历史”（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来展现它“接受过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已经成为了德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为了支撑其声称的忏悔，这个新统一的国家大肆宣扬“犹太复兴”，而这主要是由前苏联的移民推动的——正如学者汉娜·楚贝里（Hannah Tzuberi）所描述的，犹太人的涌入成为了德国“民主、自由和宽容的民族性格的最有价值的担保”。在2005年，德国在柏林市中心竖立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一大片肃穆的混凝土石板将这一承诺可视化与物质化。【该纪念碑主要是由莱亚·罗什（Lea Rosh）游说推进的。她作为德国人把她的名从Edith变成了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后来还因从贝尔泽克（Belzec）集中营偷了一颗牙齿放进纪念碑的一个柱子中而广受批评。】在这一系列公开忏悔的表演中，“德国终于能够重拾领导欧盟的能力——除了经济霸权之外，在人权议题上，它也有了自己的底牌”，历史学家恩佐·特拉韦索（Enzo Tarverso）去年在《雅各宾》上讽刺地写道。“如今，[大屠杀记忆]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政治规范的标志：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和（有选择性的）捍卫人权。”[5]
但是德国对于忏悔的表演也有其局限。例如，这些忏悔从不会被延伸到德国殖民部队在纳米比亚针对赫雷罗（Herero）和纳马（Nama）族群在1904和1908期间所犯下的针对上万人的屠杀。德国官方直到2021年才为这些行径道歉，并且从未同意对受害者后代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补偿。如果新的德国国家认同基于将大屠杀作为民族历史上可耻的个例，并且通过严肃的纪念而将其消解，那么在德国的自我神话中几乎没有殖民暴力记忆的空间。种族屠杀学者德克·摩西（Dirk Moses）将这种方法称为德国的教理（catechism）[6]。他这篇2021年的文章激起了热烈的辩论。“‘教理’暗示着一个救赎故事，其中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的牺牲是联邦共和国合法性的前提，”摩西写道。“这也是为什么大屠杀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是一个神圣的创伤，不能被其他世俗创伤——即非犹太受害者和其他种族灭绝——所亵渎，否则会削弱其祭祀功能。”
正因此，德国现在认为其大屠杀后的使命并不包括更广泛的反对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承诺，而只强调针对某种犹太政治形式——以色列国——的特定的忠诚。德国依赖其与以色列的紧密外交关系来强调其对纳粹主义的摈弃，但是它与这个犹太国家的联系甚至走得更远。在2008年，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宣布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性”（Staatsraison）——即德国这个国家存在的原因——的一部分。如果问起为什么要去保存一个制造了奥斯维辛的德国民族主义，德国现在有了一个动听的、与历史非常对称的回复——它的存在是为了支持犹太国家。
在这个目标下，德国值得赞赏的公共文化资助机构被用作颁布2019年联邦议院决议的工具，该决议宣布针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以下简称BDS）行动为反犹主义。尽管这个决议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效力，但它的通过导致了无休无止的解雇和活动取消。杰出学者、文化工作者、艺术家和记者们被拉入黑名单，只是因为邀请了知名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做报告，或者在twitter上批评议会决议，或者曾在年轻时参加过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彼得·库拉斯（Peter Kuras）在本期撰文探讨了打击反犹主义专员网络，该网络被授权监控这类冒犯行为。[7] 这些专员通常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德国白人，他们以犹太人的名义发声、并经常在公共场合展演犹太性——戴着犹太圆顶小帽拍照、演奏犹太音乐、穿着以色列警察的制服，颁布法令决定谁是下一个被关进监狱的人。他们会干涉德国的犹太左翼，取消他们的活动，在众多报纸版面上攻击他们是反犹主义者。正如德国打击反犹主义专员费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直接地说道：犹太人对反犹主义对德国人意味着什么不够敏感——事实上，那些犹太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反犹主义。在这个反常的转折里，德国人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反犹主义者，反而成为了一种凭证。通过成为犹太人的完美保护者，德国人如此彻底地吸收了犹太人殉难所带来的道德教益，以至于除了作为象征之外，他们再也不需要犹太人了；按照这种奇怪的置换神学逻辑（supersessionism），德国人已经成为新的犹太人。这不仅是在犹太事务上的修辞权威问题，而且常常是字面意义上的，因为这种自我反思的哲学犹太主义（philosemitism）导致了德国人皈依犹太教的浪潮。根据茨贝里的说法，“犹太人的复兴之所以令人期待，正是因为它就是德国的复兴。”
如果说，犹太人被这种说法所否定，那么巴勒斯坦人就是被其所邪恶化。去年，在巴勒斯坦记者希琳·阿布·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被谋杀后的几日内，德国政府禁止了Nakba日的游行。警方为这种镇压行为辩解说，抗议者将无法控制他们的暴怒——这是人们熟悉的种族主义套话。的确，在德国，巴勒斯坦身份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反犹主义的标志，几乎无法被大声说出来——虽然德国拥有欧洲最大的巴勒斯坦社区，大概有十万人。“不论何时我提到我是巴勒斯坦人，我的老师们就会非常愤怒，并说我应该[把巴勒斯坦人]称为约旦人，”一位巴勒斯坦德国女性在提起她的中学教育时这么告诉记者赫布·贾马尔（Hebh Jamal）。巴勒斯坦性如此被从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划去。在萨伊德·阿特尚（Sa'ed Atshan）和卡塔琳娜·加洛尔（Katharina Galor）2020年有关德国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社群的人类学研究《道德三角》（The Moral Triangle）中，很多被采访的巴勒斯坦人提到，如果要他们讲述他们在以色列政策下所遭受的痛苦或者创伤的话，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自毁他们在德国的未来。茨贝里写道：“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身体在本体论上被刻上了反犹主义，除非另有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德国日益强烈的净化其自身反犹主义的愿望，巴勒斯坦人只是其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
时刻保持警惕的德国人说得没错，反犹主义在德国正在抬头，但是其根源是德国右翼白人。就像在美国一样，数据表明没有任何其他群体能像他们那样长期从事大量反犹活动。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仍然在议会中任职，他一直在尝试推动限制大屠杀纪念活动。新冠疫情点燃了大规模的基于阴谋论的反疫苗运动，指责着“你知道我在说谁的那个人”（编注：根据原文参考材料，德国的反疫苗历史与反犹主义相关，见尾注[8]）同时，越来越多的右翼极端分子开始填补德国警察、军队、情报机构、甚至是议会的位置。这似乎并不令那些德国反犹主义的十字军担心。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过BDS，因为BDS让巴勒斯坦人、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穆斯林，成为了反犹主义讨论的核心。官员们甚至会很随意地说来自中东的移民带来了“输入性反犹主义”。就像厄兹尤雷克在《罪责代言人》中所提到的，德国人已经“将德国普遍的反犹主义社会问题转嫁到了中东背景的移民身上”。德国公民法的松动值得称赞，它使移民更容易获得德国公民身份，这也助长了这些动态，引发了人们对德国性的焦虑，导致了前述的 “移民双重束缚”。在这种束缚中，德国白人（或在德语中被露骨地称为“生物德国人”）通过表演反对反犹太主义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归属。这种否认种族主义过去的方法，已成为将其延续到未来的机制。
德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反对反犹主义努力完全走偏的地方。事实上，全球各地的犹太社群组织都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并导致类似的封闭狭隘。对《不可能的犹太人：对反反犹主义的批评》（Jews Out of the Question: A Critique of Anti-Anti-Semitism）的作者和哲学家埃拉德·拉皮多特（Elad Lapidot）来说，这些活动本质上就是受限的。拉皮多特指出，反对将犹太人视为具有固有生物特征的独特种族这一想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一想法导致人们忌讳讨论犹太人在宗教、文化、政治或其他方面的任何共同特征。“在反犹话语中被定位的犹太集体成为了没有本质的存在、没有特质的群体”，他在2021年发表在Tablet里面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反对反犹主义尝试通过否认犹太教的存在来对抗反犹主义”。必须承认的是，正是那些全球范围内的犹太人在推动这种自我贬低工作并支持伴随相关论述的以色列政治。如果德国最大的犹太人联合会——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成为德国反对反犹主义政策的主要代理人，那么事情可能也不会变得更好。但是值得厘清的是，为什么德国人对这项任务带有如此特别的热情。犹太性和巴勒斯坦性的实质在这种反对反犹主义的表演盛会中被榨干，形成了一种虚无的回声。只有德国人——他们的罪恶感、他们的耻辱、他们的战胜感、他们隐秘的骄傲——是这个图式中的立体人物。
因此，德国的犹太哲学主义（philosemitism）作为霸权的另一种工具，正是因为披着反种族主义的外衣，所以更受欢迎。不论是否还有没有犹太人的参与，德国在其境内对犹太社群的压倒一切的接纳，都确保了德国自身作为道德仲裁者的形象，同时把其自身的罪恶感转移到了阿拉伯和穆斯林群体身上。这在国际层面上也同样有效，尤其是当德国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的原因被和保护以色列国联系在一起。媒体和技术公司Axel Springer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多普弗纳（Mathias Döpfner）最近不无讽刺地总结出了“犹太复国主义高于一切”（Zionismus über alles）这句话。这句话对应德国国歌的第一句歌词 “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因其和纳粹德国的联系，已经被官方从这首歌中删除。我们或许可以把此称为错位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德国通过犹太人和以色列国来表达他们的民族愿望。这种民族主义是霸权主义的替代，通过这个过程，国族霸权被投射到一个代理国而被保留。
这一分析显然对德国的民族自我认知构成威胁。此外，我们也意识到，这些结论在德国很难被接受，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包含了对以色列国家的批判——而这一立场已经被严重边缘化。即使是以抨击德国民族主义而出名的佐莱克，也主动拒绝将对以色列的批评纳入他的议程，这一立场无疑有助于确保他在德国文化生活中受到热情接纳。德国公民和领导人都需要勇气，来开始重新审视德国记忆文化的轮廓——不是不顾他们对纳粹受害者（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的亏欠，而正是因为要正视这一点。这种重新审视可能会开始在德国的精神中（German Psyche）恢复犹太性的意义、以及个体犹太人的人性。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的家庭仍然受到以色列的压迫，而他们的身份却被德国的政策所抹杀。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德国才有希望强有力地否定它自己的民族主义冲动，以及拒绝它目前与保护以色列相关的种族民族主义议程。毕竟，目前从山顶定居点到以色列议会大厅响彻的犹太至上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德国的遗产，是纳粹浩劫的扭曲教训。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记忆及其对现在的影响。在《重新考虑赔偿》（Reconsidering Reparations）一书中，哲学家奥卢菲米·塔伊沃（Olúfémi O. Táíwò）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即不以过去的固定观念来决定现在的正义是什么样子。相反，塔伊沃呼吁对赔偿采取“建设性的观点”，“既回应当今分配中的不公正，也回应历史上分配不公正的累积结果”。他问道 ，“如果建设公正的世界就意味着赔偿呢？”这种前瞻性框架首先要求我们关注霸权的结构，并意识到其目标和表现形式可能会扩大或改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人呼吁进行清算。他们组织了烛光守夜活动，成立了历史研究小组，并占领了纳粹时期的建筑、以确保它们作为证据被保存下来。今天，具有包容性的德国人民必须重新发扬这种精神，必要时将这些进程从国家和国家资助的机构中攫取出来，并将其重新植根于各种形式的反霸权斗争中。记忆的工作永远不会完成。在一个固守过去的过程中，这可能会让人觉得是一种信天翁（编注：比喻负担）；德国人可能会想要宣布自己已经完成了，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记忆也可以成为建设世界（world-making）的土壤，这或许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解脱。
原注：本文致谢Emily Dische-Becker、Ben Ratskoff、Michael Rothberg 和 Jürgen Zimmerer。
Reference:
[1]Smith, Clint. 2022. “Monuments to the Unthinkable.” The Atlantic, November 14, 2022.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12/holocaust-remembrance-lessons-america/671893/.
[2] “Step by Step.” Jewish Currents.
https://jewishcurrents.org/step-by-step.
[3] Wolff, Fabian. 2021. “Judaism: Only In Germany.” Die Zeit, May 7, 2021.
https://www.zeit.de/kultur/2021-05/judaism-antisemitism-germany-israel-bds-fabian-wolff-essay-english.
[4] “Shall We Not Revenge?” Jewish Currents.
https://jewishcurrents.org/shall-we-not-revenge.
[5] “No, Post-Nazi Germany Isn’t a Model of Atoning for the Past.”
https://jacobin.com/2022/06/post-nazi-germany-colonialism-holocaust-israel-atonement.
[6] “The German Catechism.” 2021. 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https://geschichtedergegenwart.ch/the-german-catechism/.
[7] “The Strange Logic of Germany’s Antisemitism Bureaucrats.” Jewish Currents.
https://jewishcurrents.org/the-strange-logic-of-germanys-antisemitism-bureaucrats.
[8] Bonhomme, Edna. 2021. “Germany’s Anti-Vaccination History Is Riddled With Anti-Semitism.”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1/05/anti-vaccination-germany-anti-semitism/61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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