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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六一”是控诉二战纳粹对儿童暴行的“国际保护儿童日”，在节日不再由自然节律和宗教时间垄断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和消费主义塑造了我们熟知的晚近六一。儿童的意涵也是如此，是“无价之宝”还是“小大人”？是带来奇迹的“儿童十字军”还是右翼阴谋论中虚构的受害者？当然，儿童的定义和成长更取决于更亲密的空间，比如家庭教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普通人的家庭教育如何演变？在晚近而剧烈的城乡流动中，诞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据新公民计划的文章，参照七普人口数据估算，现在我国有超过7000万的流动儿童，他们能否在城市安放乡愁？
小结转发《所在》公号实录的“以乡土为学院：走向一种共同教育”系列线上讲座里安超老师分享的《庶民教育学：在城市里安放乡愁何以可能？》，并在二条中附上许晶老师的评议，以期和大家一同关注这一问题。
以乡土为学院：走向一种共同教育
2021 社会美育国际工作论坛暨实践者会议
线上系列讲座
现场实录（上）
庶民教育学：
在城市里安放乡愁何以可能？
安超
一、对庶民教育学的遗忘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庶民教育学：在城市里安放乡愁何以可能》。
我做这个研究的生命起点，是读博士期间所面临的“母职惩罚”——在做母亲和做自己之间存在激烈的情感冲突。一开始我的开题报告是写“文化互嵌时代的养育实践”，也是关于母职的主题，但在与老师们不断讨论、与不同人交流的过程中，我的目光转向了家族教育史，为什么？因为在大转型时代里，几乎每个人都是“文化浪子”，也是很多女性、母亲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爱恨交织的中国式家庭关系。生育这件事就像一个导火索，会引爆一个家庭长久存在或隐藏的矛盾。
“爱恨交织”的中国家庭关系，在这时很可能随时瓦解。但冲突也带来了契机，就是年轻人对于原生家庭文化的反思和超越。第二个困境是“异乡人”的身份认同割裂，比如农村大学生在阶层穿梭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心理代价、文化代价，还面临着身份认同、身份和解的问题。第三个困境，大学生和已经成长起来的知识生产者，要如何在文化象牙塔中安放乡土、乡思和乡愁，又怎样作为一个文化摆渡者，游弋于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中。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文化摆渡者，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原生文化的背叛者/痛恨者。
还有一个更大的教育困境或者说“无解题”，不仅是个人的无解题，也是一个结构性的无解题。
渠敬东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今天的教育双轨制成了家庭资源投入的无底洞”，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个人和国家的出路在哪里，每个人都在思考。我的思考和发现是，现代专业教育学的兴起，同时伴随着对庶民教育学的遗忘，而后者也许可以帮助奔忙的现代父母停下来、慢下来、静下来。
这个“遗忘”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自我的遗忘
现代教育忽视了我们自身作为母亲、父亲，或者儿童本身，有一些身体性、直觉性、情感性、道德性和传承性的特质，人为地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自身也潜藏着重重危机。
第二是对平民文化的遗忘
伴随着布迪厄阶层教育学的滥觞，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概念被普通地接受，很多研究者认为平民子弟无法突破阶层天花板，是因为平民家庭缺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源，或者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低下的，需要去学习、获取更“高级”的文化资本才行，平民文化渐趋成为先天不足的，需要弥补、改造和解放的“贫穷文化”。同时，对于乡村的田园牧歌式的精英怀旧也是另一重遗忘，因为其所讴歌/赞美的不是真实的乡村生活样态。
第三是对“婆婆妈妈的教育学”的遗忘
我一开始也不太接受老一代人的育儿方式，比如我听婆婆给孩子唱童谣时，对民谣中一些特别粗俗、粗鲁的语言形式是反感的。但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这些民谣，因为他们自有一套说不出的韵味，这涉及到一些实质性传统的价值。很多实质性传统并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亡，甚至很可能会以新的形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复生，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去重拾庶民教育学。
庶民教育学是指植根于普通人身体直觉、经验判断、文化洞察和集体共识的教育常识。
哪怕是从未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拥有这样一套常识，包含如何看待儿童成长、如何教和学的信念系、个人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实践。
尽管我不直接研究自己，而是转向了自己所在的家族，但是这种研究的争议很大，我怎么去寻求方法论的支撑？
舍恩有一本书反映了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书中讲我们每个人在成为专业工作者之后，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一个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人，但同时我们又可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映”，像照镜子一样做一个自我反思的实践者。
他的学生夏林清教授翻译了舍恩的这本书，同时也践行了这样的方法论，写了一本书叫《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
夏老师带领自己的学生尤其是出身劳动家庭的学生，去访谈自己的父母、反观自己的家庭，记录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父母某种程度上达成一种文化和解。夏林清老师说，专业工作者其实是可以视自己为行动者来回看参看彼此的家，这个家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社会体验现场，因为它跨越了不同的代际，不同的政治历史和经济作用力被蕴含和积淀于其中，而这种回看其实可以解释自己所熟悉但未能欣赏和理解的生命实践的知识。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其实可以去撼动原有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情感的逻辑。这些故事在当时打动了我们很多人的心，也是我们师门很多人写作的方法论起点。
二、情境依赖性：
庶民教育学的多幅面孔
庶民教育学到底是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一个怎样的表征？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实体性的庶民教育学，它是流动的，具有情境依赖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孔。
（一）耕读时代的“化育”
在耕读时代，庶民教育学表现为安身的“化育”。其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生计与养育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养育共同体，而首先是一个生计共同体、一个经济合作组织。整个家族都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这也形成了很多在养育方面的特点：
1. 儿童是天然的劳动力
这点在老大身上尤其明显，老大只要生下来，在成长过程中就会逐渐成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这也意味着儿童在乡村世界是深度参与到成人世界的。这种参与不仅在劳动活动中，还包括文化与仪式活动中。
今天的城市儿童在某种程度上跟成人世界是分离的，有的孩子从不知道父母是做什么的，也从来没有去过父母的工作场所，但是乡村儿童可能很早就知道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亲缘共养
由于传统农村家庭子女众多，表/堂兄弟姐妹之间，有时辈分差的很大，但很多儿童是共同成长的。
女性的生育和养育有非常广泛的家族支持，且女性互助的情况非常多。女性亲戚的参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女性个体的养育压力。
3. 易子而教
中国有子不亲教的传统，为什么呢？
养育有两个基本的面向：温暖/关爱和权威/规矩的人，这两者往往是不能让同一个人同时承担的，否则会造成教育的紊乱。我最近写的一篇关于儿童抑郁的文章，提到越来越多的儿童会产生抑郁，就是因为父亲教养缺位后，母亲不得不集权威和温暖于一身，一会儿唱白脸，一会儿唱黑脸，这对儿童来说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现在很多家长十分发愁孩子写作业的问题，学历再高的父母也承担不了教孩子写作业的重任，都会气出心脏病来，就是因为父母与孩子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关心则乱”，血缘联系会导致天然的高期待，父母很难冷静和理智地对待孩子的成长。在这一情况下，易子而教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孩子成长的教育形式，这其中就包括同伴教育。在传统社会“父不亲教”的情况下，虽然父母不直接参与教育，但是兄弟姐妹，小伙伴都会参与到教育中。
4. 以母教为中介的父权再制
既然“父不亲教”，父亲如果不亲自对孩子进行教养，他的权威要如何产生？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养家糊口，父权文化怎么还能被保留和继承下来？因为父权文化往往以母教为中介实现父权再制，比如老一代婆婆或妈妈在教养孙辈时，会和孩子说要尊重父亲、要听父亲的话、父亲有多么厉害等等，这便是以母教为中介进行的父权再制。
同时，父权再制还涉及到乡村仪式和乡村文化中的性别隔离。在祭祀等非常重要的仪式中，女性可能会参与准备物料，但不会成为主事人和话事人，主持仪式的人往往是男性。传统文化仪式具有高度的性别隔离现象，父权也在这种形式下进行再生产。
5. 身教、喻教、礼教的结合
费孝通说到乡村文化不是写字的文化，而是说话和做事的文化。乡村文化是身教、喻教、礼教的结合。身教就是身体力行、自然而然的教育。喻教就是比喻，乡村的民间传说和神话大量使用隐喻。礼教则主要通过仪式完成。
6. 非性化教育
因为家族共同体是重要的经济合作组织，它重视婚姻和繁衍，但不重视爱情，也非常排斥魅力。
什么是非性化养育？就是一种去性意识的养育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依附教育，让孩子在情感上一直依赖母亲和家庭；在成长过程中不支持过分的打扮，要求去魅力化，因为一旦魅力化就会陷入费孝通所讲的“危险”，人们会陷入到对爱情或激情的向往中，继而冲击乡土社会的稳定秩序。
（二）集体时代的训育
集体时代的庶民教育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首先是家族与养育共同体的初步解体
家庭这一教育单位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男性和女性都广泛地参与到了集体劳动中。“大锅饭”制度解体后，很多农民成了当地一些工厂的农业合同工，其中的女性数量也很多。有些母亲无法在家里看孩子，就把孩子拴在家里的床腿上，等中午回来时孩子已经饿得嗷嗷叫。集体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养育故事，因此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常常是缺乏父爱和母爱的。
第二个是社会分层形式的变化
耕读时代，老大往往留在家里，老小往往更有出息。计划生育之后，很多老小往往都是超生的孩子，往往集中了全家的宠爱，反而长大之后变成了家族中的逆子、不孝子，而老大往往变成了通过读书走出来的一代人。另外，很多女孩子可以读初中和高中、上大学，甚至进阶到到学历的最顶层。男性流动则多了当兵的路径，很多人通过当兵退伍来解决工作。
第三个是劳动等级的分化，也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变化
一小部分人吃“国库粮”，大部分吃“农业粮”。前者不仅是一种经济特权，还代表着一种文化特权。
这种分化就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变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观念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究其原因，是这个时代的人普遍产生了编制意识和特权向往。“教育改变命运”伴随着读书之工具性价值的升起、神圣性的价值跌落而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很多80后、90后就是在这种社会情境下，完成了阶层流动的跃升，同时伴随着激烈的代际和文化冲突。
（三）焦虑时代的教育战争
当下的庶民教育学，我在书里用“没有硝烟的教育战争”来描述。社会层面科学技术的推动、职业类型的快速多样分化、美国梦的全球化、结构性焦虑等是大的社会背景。学校化社会里独一代、独二代的双重负担是小的社会背景。
第一个表现就是亲职焦虑
这个现象是跨国界、跨阶层的，包括过度教育，超前过量的知识和技能训练，还有教育的扩张和内卷，也就是教育的边际效益递减，还有情感性的消费，即对于幸福和爱的商品化表达。亲职焦虑又以母职焦虑为主。密集育儿、精细化育儿、直升机育儿、协作培养，都是指代这样一种以母亲为主的高情感投入、高时间消耗、高劳动密集和高消费水平的教育形式。而它最终的指向实际上还是学校。
第二个就是情感消费
比如我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时候，就会买玩具来补偿。还有一个表现是文化杂食主义，文化的修身养性功能转变为等级区分功能。再就是报复性的经济补偿，祖辈表现得更明显。阎云翔老师讲到的“恩往下流”和景军老师所讲的“喂养小皇帝”，都是指称这种现象。
三、特权化的儿童及其成长代价
对于庶民教育学的现代形式，我在书里集中批判了三点：身心分离——技术和消费向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不平等的再生产；公共精神的消解和个体精神疾病的增多。
（一）身心分离
第一个表现就是母亲的养育智慧和直觉出现了丧失。在碰到一些育儿问题时，母亲不再相信自己作为一个母亲、一个人的常识判断，而往往要先求助于一些科学书籍。很多人提倡父母培训才能上岗，要“专业化”，我是存疑的，因为一些号称专业化的机构往往会通过对父母能力的贬低来系统性地剥夺父母的权威。
第二个表现是家庭亲密关系共同体的貌合神离。我们今天的家庭大多是核心家庭，但缺乏社会支持、同伴互助的核心家庭其实是“离心”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大家是貌合神离的。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同时，这种养育方式加深了女性的依附地位。我在访谈一些全职妈妈的过程中发现，母亲的收入不但减少，还伴随很重的情绪负担。
第三个表现是正常的妈妈沦为“失败的妈妈”。很多正常的妈妈，本来觉得我自己带孩子带得挺好的，但在大的语境下就变成了不够称职的妈妈。完美妈妈的标准可能更适用于经济水平较好的中上阶层，但对于底层和少数族群的母亲来讲，她们在这个话语之下就很无助。
这种教育蕴含着根本性的矛盾：成人把儿童从小从成人世界排除出去，但又希望他们在大学毕业后马上具有责任感，这其实是一个前后矛盾的间断性过程。这种危机很多教育家很早就意识到了，比如说泽利泽，她讲到神圣化的儿童观念导致了成人和儿童世界的完全分离。而卢梭很早就说，这种教育一定会造就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近几年，对密集养育教育后果的批判不绝于耳，“兰花型儿童”“优秀的绵羊”“娇惯的心灵”“中国小皇帝”“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垮掉的一代”“尼特族”与“啃老族”“内卷化”等概念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说到底，当下的儿童的神圣化，并不是因为我们把儿童作为独立的文化和人格个体来看待，而是因为成人自身遭遇了劳动过程异化，包括精神上的异化，而对儿童产生了这样一种情感依赖。儿童某种意义上代替了宗教，成了成人凡俗世界之外的梦想，是成人对于经济和科技改制的社会反叛。我们如果要进入真正的现代教育，就一定要超越核心家庭和私人家庭的边界，将儿童和母亲解放出来，引向公共生活。
四、重拾庶民教育学的文化遗产
前面讲到了庶民教育学的情境依赖性，每个时代庶民教育学都有一些流变的新形态，但也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对庶民教育学的考察，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回到它的文化遗产上。我总结了三点。
1、底线性教养
“不劳作者不得食”、“不眼馋、不伸手”，体恤和报恩等，每一代人的教育都坚守了一些底线性教养。底线性教养，它最终是要确立什么？就是要确立“人穷志不短”的骨气。它能保证儿童未来即使不会成为一个光宗耀祖的成功者，但也不会堕入到经济和文化的底层。
2、神圣性循规
有出息的那些人，他们的成功不仅是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成长为具有道德敬畏的人。这个规矩不是一般的规矩，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所形成的敬畏心，还有对学习始终保持着好奇与兴趣的纯粹精神。当学到一定程度，就要对社会有所回馈，这种职业功德意识和“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敬畏感，是家族里最有出息的那批人所具有的特点。
3、缄默式学习
上面所说的学习不是通过说教和今天的教育培训来获得的，而是通过一种缄默式学习，就是前面讲到的身教、喻教和礼教来完成的。而一些包含着自由精神和野性原力的公共游戏活动，如拉呱、闲聊、齐体欢腾，它们培养的是乡村人的“野性儿”，就是要有野心，有野劲儿，才能够不断地冲破原有的、有局限性的世界。
现代社会需要破除对于乡村读书人的刻板印象。我们总认为乡村读书人是功利的，是“书呆子”，在目的上很功利，在方法上很平庸。事实恰恰相反，那些高学业学成就者，往往保持了对于学习的好奇之心和纯粹精神。家族里的很多老人虽然没有高的学历，但对学习、读书、文字始终保持着一种纯粹的信仰。我最后用“大器晚成”来总结庶民教育学最重要的文化特质。
五、如何在城市与象牙塔里安放乡愁
最后回应此次会议的主题，我们在都市，怎么连接城乡，怎么帮助乡村教育振兴，象牙塔里的这批人要怎么去安放乡愁。
我是通过回看家庭经验和个体成长史来安放乡愁的。这涉及到自我研究的价值。夏林清老师主张回看家庭经验，陈建翔老师也专门讲到要进行家庭隧道清理。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这种清理。
1、通过对自身成长的回溯和家族成员的彼此倾听来完成代际理解
但不一定要和解，因为伤害是既定的。我自己的写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重走成长之路，去寻求在结构性冲突的情况下，个体怎么去发挥能动性力量。
2、重思教育的本质和核心内容
我所预想的未来教育的主要形式包括：“立”（劳动教育）；“玩”（闲暇教育）；“谜”（神圣性教育）。
劳动教育，对于中下阶层或对于庶民来讲，不像贵族阶层有经济继承，而是需要自己去寻找生计，所以劳动教育仍是未来中下阶层家庭教育的重要的形式。它包含的劳动形式有三种：一是自立性劳动——生活自理；二是公益性劳动——要进入到回馈社会的公益性劳动中；三是儿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
闲暇教育则包含两种：一是个人闲暇活动，个人的放松娱乐活动；二是公共闲暇活动，也就是参与到更大、拥有更多同伴的，甚至有成人参与的公共闲暇活动当中。
神圣性教育是我们今天缺的最多的一课。它也包含三种：一种是神话和仪式，我们需要给予儿童更多非说教性的，通过故事和仪式来传达的道德教育；一种是青春与爱情，青春期爱情与成人社会“门当户对”的情感计算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很多人仍是将爱情作为神圣之物来看待的；一种是学校和教师，学校和教师是引领或者说保持文化纯粹性的重要场域与群体，仍担负着传承最优秀的人类文化精神遗产的使命。
3、重构城市养育共同体
这首先涉及到对“城市”概念的重新理解。以前我们认为城市就是一个市场化的、理性的、效率的、竞争至上的文化场域，但事实上城市不仅可以包容那些乡土文化、传统文化，也可以包含现代文化，甚至是未来新生文化的孵化基地。重建养育共同体，实际上非常依赖于建构充满人文关怀和巧思的城市公共空间。
“社区”是重建养育共同体的最重要载体。 例如，育儿和养老友好城市的建设就是一个重要途径。这样的建设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力量来共同完成。例如，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带领的“清河实验”对阳光社区一块三角地的改造。其实是非常小的地方，也没有用到非常昂贵的改造材料，就使用了一些破旧轮胎、地垫和小滑梯，几个成人座凳就实现了。我在观察不同时段儿童和成人在这里的流动率时发现，大人和儿童都非常喜欢这里，公共设施的使用率也很高。花很少的经济成本就可以建构这样的养育共同体，就可以帮助社区的人熟悉起来，有一个地方可以拉拉呱、唠唠嗑、带带娃，情绪上有所宣泄，孩子们一起成长，这都依赖于城市建设和社区改造更为人性化的“巧思”。
四是宽容体制外的教育形式
国家和社会要宽容在家上学、社区抱团育儿等多种体制外的教育探索，不能把“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包括今天讲座的主题是要看倒教育的多种样态，要跟多的宽容边缘的、由社会自发形成的教育形式，才能帮助各方减负。
五是重塑对两性职场友好的社会生态
育儿友好最终是与职场友好的社会生态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存在母职惩罚，只要存在对女性职场不友好的社会生态，很多女性就可能不愿生育，因为“带孩子”就会成为一个高消耗性的个体或家庭负担。要重塑对两性职场友好的社会生态，政府需要引导整个社会形成尊重女性照料和情感劳动的风气，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女性养育劳动价值的承认。
分享人
安 超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2019年-2021年），北京大学教育学硕士（2007年-2010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2003年-2007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教师教育。
评议人
许 晶
清华大学本科和硕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并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完成发展心理学博士后研究。研究兴趣包括儿童发展、道德伦理、教育与家庭、社会认知、跨文化比较。发表英文专著The Good Child: Moral Development in a Chinese Preschool（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7），中译本《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于202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出版。研究成果发表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中国研究、东亚研究等领域的中英文期刊，包括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tho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LoS One,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社会学评论》, 《清华社会学评论》、《广西民族研究》等。
主持人
曾毓坤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结绳志》主创之一。长期关注教育、语言、宗教、劳工、流动人口、价值理论、和公共知识生产等议题。曾获芝加哥大学艺术中心“艺术、科学、文化研究生合作基金”、“中国人类学研究生论文田野调查奖助金”、“Wenner-Gren 基金会田野奖学金”。
审核：安 超
编辑：毛雪婷 黄林伊杉
校对：史思源
以乡土为学院：走向一种共同教育
2021社会美育国际工作论坛暨实践者会议
Education on the Side/Site: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tioner Forum 2021
如果教育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那么共同教育是共同富裕的必然指向。
在传统的教育公平议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教育问题框定在现行的体制教育经验当中，忽视了这之外的实验性教育路径探索过程中的非标准经验。而恰恰是这种经验正在同构中国的城乡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将视野投注在教育的全面性上，关切具体人群教育问题所嵌入的社会处境，寻找并发现教育参与新一轮城乡关系变革中的最大动能，以期让教育实践在乡村振兴这一历史变局中成为积极的创造性力量，走向具有普遍性的共同教育。
相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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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种“非标准”教育的型态及其和乡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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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与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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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超越课堂的“大教育”？
·聚焦儿童教育可以改善乡村实践的处境吗？
如何实现？
·教育可以为乡村振兴带来什么？
乡村场景可以为教育提供什么？
·屏南乡村文创给本地教育带来了何种创新发展？
此次会议将分为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观看教育的十三种方式；
第二板块：以乡土为学院：走向一种共同教育；
第三板块：融入“附近”：观乡村美育现场。
2021年11月—12月
线上／腾讯会议
线下／中国美术学院乡土学院 · 宁德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前汾溪村）
主办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承办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美术教育系
屏南县文化和旅游产业指挥部
协办
屏南县屏城乡人民政府
屏南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支持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
屏南在地社会美育研究所
宁德市千乘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总策划
陈子劲
召集人
曾毓坤、姜珺、文思
策划统筹
史思源
工作团队
毛雪婷、黄林伊杉
所在 PROXIMITY
旨在搭建“社会美育行动者网络”，以具体的在地实践与社会艺术为关切，为社会美育的不同实践形态与行动者提供多元链接，并就社会美育本身展开新的知识生产、实践互联和思想实验，使社会美育成为一种可能的、生成的、面向未来的积极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