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人类学与哲学之间有着可以无限追溯的渊源，回顾 20 世纪以来的学科历史，人类学家的思考倚重于哲学的概念与知识传统，而哲学则试图在异域的民族志中寻求西方认识论的启发与替代。然而，壁垒森严的学科分工想象让学者们固守领地，人类学家满足于负责“特殊”的民族志写作，哲学家引述经验只是为了充实“普遍”的分析，二者一面暧昧相望，一面彼此拒绝。
回顾哲学和人类学交织的历史是有必要的。人类学一词早在古希腊哲学已经出现，在哲学受到其他思维范式冲击时，人类学的立场和哲学人类学为人立法的倾向每每是康德、舍勒、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家背水或仰攻的阵地。不同于思辨追寻“人是什么”的哲学和神学人类学思辨，近代以来的人类学实践强调通过田野，接触异质的文化，在实践中进行理解、思考和深描。这套语法虽然在20世纪才系统化为人类学的学科，却早已在历史的流转中与哲学家相遇，是卢梭遇上的加勒比人，康德在哥尼斯堡读尽的旅行日记，黑格尔在海地革命里发现的时代精神。而在现代人类学理论奠基的年代，经典的人类学现象、概念与理论也总刺激那个时代最卓越的哲学心灵不断回应和思考。哲学家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基于世界范围内民族志材料提出了互渗思维的理论；太平洋的马纳（Mana）概念对20世纪初欧洲现代社会反思启蒙的持续共振；维特根斯坦多次阅读《金枝》，从中获取的灵感启发了他“语言游戏”等一系列后期思想；莫斯的礼物理论不但是最具生命力的人类学辩题，也激发着德里达、马里翁（Jean-Luc Marion）等哲学家的不断回应。
对读哲学与人类学不是去攀附两门学科的亲缘性，更需要的是超越西方中心和学院中心，与在地的行动者一起构筑经验和理论的连续，揭示和理解被压抑和忽视的声音和思考，学习田野里涌现出的伦理和反思：正如作为记者的福柯在伊朗革命时所体察的“灵性革命”，乌鸦族印第安勇士教给乔纳森·里尔（Jonathan Lear）的“基进希望”，正如亚马逊部落启发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对本体论的再聚焦，埃及穆斯林女性的读经运动中马木德（Saba Mahmood）开始了对现代社会自由和伦理观念的反思。无论是丰富对人的境况的学习还是重构对世界的理解，人类学与哲学都需要从典籍转向实践，并在对实践的共同聚焦中重启交流、对话。
哲学人类学是结绳志与哲学社共同策划的系列专题。我们试图通过共同译、校的方式来开启一种共学共读的模式。这是一场去中心化的合作，目的并不是要辩论人类学与哲学的高下之分，而是试图与文章的作者们共同探讨，人类学与哲学在当代如何以新的方式彼此联结、彼此贡献。
19世紀后半叶，美国原住民乌鸦族（The Crow）依政府计划迁入原住民保留地，自那以后，族人不再狩猎，部落间战争也被白人政府禁止，族人饮食起居只为肉体存活，舞蹈仪式也不再是为了祈求胜利、庆祝凯旋。日常生活原本的意义被剥夺，过往习得的美德与价值都不再适用，这几乎意味着部族文化的消亡。族中的年轻人也陷入了道德的迷茫，不再理解何为勇敢、何为软弱、何为善良、何为残暴。
与站在理论传统中提问的做法不同，哲学家乔纳森·里尔（Jonathan Lear）选择进入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刻，来探索一种“面对文化毁灭的伦理”。里尔在乌鸦族酋长 Plenty Coups 的梦境诠释中发现了“基进希望”（radical hope）的所在。这种希望在于承认，随着文化主体性的消逝，过往“有意义的生活”也不再可能，但仍然要相信，新的意义与价值终将建立，即便现在无人知晓那会是什么样子、如何达成。
“基进希望”不仅存在于乌鸦族部落酋长的梦境之中，也存在于国民政府开发计划之下，阿美族老船员的居室之中。当多元文化主义日益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恢复原住民生活的象征性营造更加受到知识精英的重视，阿美族部落里一栋栋拔起的钢筋水泥屋是否必然代表了现代性的“文化霸权”？施永德老师提出了另一种更为切近历史语境解释：那通往尚未建成的二楼楼梯，才是无法被主流社会利用的信物，是半个世纪前的“基进希望”所生成的伦理与文化情结，凝结着一代人“成为现代”的欲求。
本文经施永德老师授权转载，在此表示感谢。转载时有所修改，欲阅读原文，请参见下方芭乐人类学链接。
原文作者 / 施永德 (DJ Hatfield)
原文链接 / guavanthropology.tw
原文发布时间 / 2015年4月6日
编录 / 孟竹
往哪裡這個樓梯
我在'Etolan（都蘭）的家附近有一棟鋼筋水泥平房，跟其他的solafu（外來語，是水泥平房的意思）沒有兩樣，但一進門，就看到一座樓梯──矗立在客廳後面。而樓梯通往哪裡呢？
它期待著未來的第二層樓...
1975年，主人跑了三年遠洋漁船，「千辛萬苦走天涯」，才看到新家落成。那時候因為經費不足，所以二樓還沒能蓋起來，但樓梯替主人保存了希望。自1978年以來，已經三十幾年，樓梯依舊只能通往那尚無法建造的二樓。沒有二樓，只有一樓的屋頂。屋頂雖方便曬衣服，不過樓梯不是為了屋頂而設。平時，它只能幫主人堆放一堆不常需要、但沒心情丟掉的東西而已。有時，它真的懷疑，主人何時讓它發揮存在的意義？家人旅北的旅北，旅高的旅高，家裡如此，它要怎麼辦？樓梯無法搬家，它卻留在家裡，期待著，期待著…
默默地當做未來改善的標誌 (index) 的它，早就習慣了；有了它，主人不易絕望。
我想，就算你來部落，你應該沒有注意到它。其實，整個鋼筋水泥房跟一般台灣鄉下同年紀的房子太像。我曾尋找其他特徵來詮釋，但每當提起其屋頂幾根凸出的鋼筋，總會有人回答：「在太魯閣族部落也有」、「台灣到處就這樣」，類似的結構甚至在土耳其也會看到。我們無法否認，‘Etolan 部落的鋼筋水泥房跟其他部落、農村，甚至異國70－80年代的solafo房大同小異，毫不起眼。'Etolan的鋼筋水泥房跟其他現代住宅具有圖像關係 (iconic relationship)；但我們忽略了，它表現出恰好正是它的意義：因為通過它，主人 （族人）脫離了主流社會對族人原始、落後的刻板印象，成為「相似現代」。對，我們沒有注意到，它才是現代的圖像。
此種住宅不能呈現文化差異，因此，以異己為研究課題的人類學，似乎無法將它納入研究範圍──它難以成為一個代表原住民族的流動象徵 (circulating token of indigeneity)。
但是，不呈現文化差異卻正好是鋼筋水泥房的文化價值。當我們仔細看前後的不同地板，幾種不同年代流行的瓷磚，走上期待二樓已然幾十年的樓梯，我們會慢慢發現一個家族的歷史感受。就算主人健忘，當年希望的標誌尚在，樓梯一直在那裡，期待著。
通往未來第二層樓的樓梯有自己的「家族」，以不同媒介不斷地表達希望：堆起的保力達瓶、念玫瑰經的念珠、詩歌和彌撒書本、當年學的一首西班牙語歌曲，都是懷抱希望的原住民性（hopeful indigeneity）之物。
激進盼望
充滿希望之原住民性迥異於文化、政治精英所推廣的原住民形象，而這個差異，剛好對應原住民面對「移民型殖民社會」（settler colonial society）的兩種模式：
（1）新傳統主義 （neotraditionalism）
（2）激進盼望 （radical hope）
如果新傳統主義已形成優勢論述，激進盼望卻屬於一群阿美族──特別是老船員──的文化實踐；而這種文化實踐，如美國哲學家Jonathan Lear所提及，是「面對文化毀滅而產生的倫理」。在他的著作Radical Hope: Ethics in the Face of Cultural Devastation（激進盼望：面對文化毀滅時的倫理），Lear 藉由美國 Crow 原住民族的領袖人物Plenty Coups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經驗，探討倫理與文化存活（cultural survival）議題，並且由Crow族歷史經驗提出激進盼望 （radical hope) 的概念。
如同其他美國原住民族，Crow族因歐裔移民的殖民軍隊、經濟勢力來襲，而失去其傳統領域，以及賴以生存的北美野牛，造成美國中西部大平原文化的迅速崩潰。在文化崩潰過程中，做人的核心價值、良好生活的概念 （concept of a good life)等倫理結構被瓦解。Lear指出，Plenty Coups這位領袖人物以「激進盼望」來應付文化崩潰的事實。Plenty Coups的經驗使我們重新思考康德的問題：「我們可以盼望什麼？」（For what may we hope?）
激進盼望的特性如Lear所說：
激進盼望之所以激進，在於其指向一種超越當前所能理解的、未來的善 (goodness)。而激進盼望所祈望的善，是抱此希望的人尚缺乏適當概念來理解的善。那麼此希望的正當理由是什麼呢？(Radical Hope頁103)
當一個文化脈絡所產生的自我概念和世界觀變成脆弱時，激進盼望是一個存活方式。Plenty Coups知道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已面臨消失，不過他一直抱持希望。一方面，他是傳統文化臨終的見證人；另外一方面，他對後代也有一個交代：Plenty Coups瞭解西方文明的來臨對傳統文化是一個無法否認的災害，雖然不知道未來的Crow族要如何做人，但還是要為了存活而向前走，希望Crow族將產生一種西方文明之外 （替代西方文明）的新興文明。奇異的是，Plenty Coups只知道未來的Crow族無論是生存方式、自我和異族觀，一定跟傳統不一樣，但是他相信有一些來自傳統的倫理、智慧、價值，會提供存活的路線。
激進盼望戳破了新傳統主義無法真誠面對的事實──亦即傳統文化的沒落。新傳統主義想像的文化復振，如西方基督、天主教被推翻，或回復跟隨野牛的遊牧生活，激進盼望者都會拒絕。舉一個台灣的例子，如果新傳統主義者說：「我們為了幾袋麵粉放棄了傳統信仰，這種代價很不值得，趕快回復傳統信仰」，激進盼望者會回答說：「麵粉可以吃，麵粉袋也很好用。」。
激進盼望者的口頭禪是：「時代已經改變」。
鋼筋水泥屋做為盼望的媒介
Lear所介紹的激進盼望，在當代阿美族部落十分明顯，我們只要看一棟一棟的鋼筋水泥屋，就能見到其軌跡。因其結合在地的物質慾望與政府「改善平地山胞生活」政策的運作，鋼筋水泥屋堪稱開發計畫與在地情況的中介。
無論是入遠洋漁業或蓋鋼筋水泥屋，都有政府催促並動員的證據。1976年教育部曾協助高雄漁訓所及遠洋漁業公司鼓勵國中男生跑船；1972年行政院在改善山地生活計畫中強調，有關單位應輔導平地原住民蓋穩固、衛生、舒適的水泥房來代替茅草屋等「臨建」。當我跟老船員討論他們用幾年遠洋的血汗來蓋的房子，他們多半會說，他們要給家人一間穩固的住宅。這些重複的用詞乍看指向執政者的文化霸權 (hegemony)，不過霸權的基礎應該是利益的匯合，除了國民政府的開發計畫以外，船員回應了阿美族性別意識以及阿美族親屬結構的運作。
換句話說，國民政府不完全是用強迫性的手段來使阿美族人改住鋼筋水泥屋、或將入贅婚轉換成嫁娶婚等巨大的社會改變，反而，這些生活轉變來自阿美族女人和男人渴望現代生活的有限自由 (limited freedom to desire modernity)。
如果我們要瞭解這一段歷史，最好的方法，除了搜集部落有關茅草屋的回憶、當年部落失火的口傳歷史、蓋水泥屋所需的人力、經費如何籌備等資料以外，還可以透過民族誌想像(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去探討水泥平房的生命史，和寄託於solafo的各種感受。因為solafo等物，是一個世代欲「成為現代」的心神專注之物 （object of cathexis）；我們可以通過分析鋼筋水泥屋，瞭解1970－1980年代激進盼望所產生的倫理和文化情結。
我們的欲望或許跟他們當時的欲望不同，所以很難以體會solafo的感受。我們的文化認知及政治理念，隨著多元文化主義在台灣成為主流論述，也偏向新傳統主義。因此，一間設有傳統木雕復刻版的茅草屋，比較吸引我們的注意，無疑的，這種象徵性營造好像值得我們的支持和掌聲。不過，我自己卻要為那座通往未來第二層樓的樓梯加油，它才是一個無法被主流社會利用的信物，它是激進盼望給我們留下來的標誌。
注：
本文在转载时保留了作者对radical hope作为激进盼望的翻译。
本文受施永德老师与芭乐人类学授权转载，不做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