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公共人类学是否可能？这一讨论的下一步往往只限于对人类学公共参与的勉强承认，再退向“学术的归学术，公共的归公共”的画地为牢。“公共”只是被当作象牙塔门槛上装饰性的跷跷板，甚少有更进一步的方法和策略推进。
这篇访谈旨在向公共人类学迈出更进一步。没有花太多篇幅来自证“公共人类学是否可能”，而是直接从受访者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常年的实际经验里展开个中乾坤。如何面向公众创造有意义的对话？当下的困难又在哪？公共写作为何更有智识挑战？好的学术研究如何“看似无关紧要而最相关”，这背后又需要怎样的知识劳动和技术平台？
埃里克森（1962-2024）是一代人类学者里的佼佼者，他的《小地方，大论题》一书也是中文世界里熟知的人类学入门书。甚少被人注意的是他漫长而广阔的公共参与生涯：1）学生时期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刊物；2）常年多语的公共写作、讲演、参与播客；3）积极与公众交流（除了说还有听），面对中小学的线下交流邀请，他几乎从不拒绝；4）终成为挪威社会最有分量的多元文化捍卫的声音者；5）也因此成为右翼分子的眼中钉而毫不畏惧。对埃里克森而言，学术并非自测高低的塔楼，而是有公共性的调研和讨论的策源地，包括6）直面危机性议题的“快速人类学”；7）关注全球变暖延伸问题的大型长线研究项目；8）小规模层面的政策倡导；9）对公共人类学的历史梳理；10）还有直击人本的写作，如他2024年英年早逝前的天鹅之歌《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過？》。
如此多的实践方法并不等同于公共人类学的通货膨胀。相反，埃里克森会承认具体方法在具体处境时遇到的具体挑战，比如如何在当下观点极化的社会中继续创造讨论空间。他也不断触及人类学知识生产与公共议题惯常流向之间的龃龉：有时候需要人类学快一点，有时候也需要人类学坚持自己的“沙砾”属性，给知识和观点过快的形成和碎片化降速。埃里克森的立场是明确的，“公共人类学”并非只是人类学高深观点的大众普及，也绝非“流行”和“流量”的逻辑显化，能做的事情非常多，且往往是阻击这些公共学术惯常语法的“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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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者 / 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菲利克斯·斯坦（Felix Stein）
译者 /Echo
编辑、校对 / 毓坤
原文标题 / Anthropology as counter-culture: an interview with Thomas Hylland Eriksen
原文出处 /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ume 23, Issue 1 pp. 233-238
原文发布时间 / 2017年2月20日
社会人类学应该主要被视作一门学术性学科，仅限于少数专业人士研究，还是作为一项公共事业，面向更广大的受众，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马林诺夫斯基（如：1929，1930，1945）曾为人类学在相关领域的实用性进行了辩护，但遭到理查兹（1944）和埃文斯-普里查德（1946）等学者的质疑，他们将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明确地区分开来。最近，人类学在气候变化和全球移民等政治敏感话题上的参与度增加，加上一些政府要求人类学家展示其研究“影响力”，这一问题再次浮出地表。在下面的访谈中，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欧洲社会人类学协会（EASA）主席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以下简称THE）分享了他对人类学研究定位的看法——包括人类学与学界、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埃里克森在族群、全球化、民族主义以及人类学史等方面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并曾在特立尼达、挪威以及澳大利亚昆士兰开展田野调查。除了在学科内的广泛影响力外，在自己的祖国挪威，他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采访者菲利克斯·斯坦（Felix Stein，以下简称FS）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
FS：您三十出头就成为了人类学教授，可以享有一个专注于学术的职业生涯。为什么您没有这样做？
THE：对我来说，我的学术与我在其他领域的工作之间从未有过明确的界限，因此仅与学术同事交流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这种修道士般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我的个性。
作为人类学家，我们根据不同的主题和目标受众，以不同的方式写作、交谈和思考。与不同群体交流需要各种协作。
为纯学术的受众写作有其明显的优势。虽然需要遵循严格的规范，但它允许你更深入地探讨一个主题，并且可以将学术话语视为理所当然。你可以利用熟悉的方式迅速切入主题，而不必做什么解释。虽然人类学中许多关于方法或关键概念的学术讨论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并不有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学术讨论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并敦促我们保持学术自律。因此，在这方面并不需要迎合大众化。
与此同时，面向公众的写作与学术工作一样具有智识上的挑战性。通常阅读我们作品的人要么是我们的同行，他们因饭碗而读；要么是学生，他们被迫去阅读。而为一个这之外的读者群体写作则需要很强的说服力，才能说服他们主动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他们原本可能会忽略的话题。我一直在各种场合发言，从退休人士俱乐部到中学，这些经历都非常有意义。在这些场合中，你会听到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和学术界提出的问题一样聪明，只是它们来自不同的视角。
最后一点是，有时候你期待的讨论对象并不是学者，因为讨论的问题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并且已经在公民社会中被讨论了。例如，我和同事们定期在奥斯陆文学馆举办公共会议，讨论当前的一些问题。我们最近关于难民危机的一系列会议就被广泛宣传还登上了报纸。
FS：您的公众参与方式随着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THE：我的挚友和恩师，已故的爱德华多·P·阿切蒂（Eduardo P. Archetti）教授曾说，我必须在挪威（社会大众）和人类学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我不可能同时将两者都做好。他显然有他的道理。所以，是的，我确实有些摇摆不定，（不过）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倾向于学术领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发现创造有趣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时代精神使我们可以轻松探讨民族身份的本质，并且提出关于文化身份和多样性的有趣问题。那是一个对全球化、文化混合和多元文化主义持乐观态度的十年——而这些都是人类学家通常擅长讨论的主题。然而，在当前欧洲充满恐惧和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氛围中，我们遇到了更多的警惕甚至敌意。
虽然这么说显得我有点自我中心，但我还想提一点：近年来，我也成了社会问题的一个象征。右翼恐怖分子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对我有点痴迷，他在他的宣言和YouTube视频中多次提到我，称我是一个典型的没骨气、文化相对主义、娘娘腔的知识分子；他认为是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解构了挪威文化，为大规模移民打开了闸门。这表明，在挪威以及欧洲其他地区，如波兰或奥地利，公共领域正在变得十分紧张。如果你想做一个人类学家最擅长的事情，也就是挑战既定观念和世界观以扩展人们的视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媒体环境中，不得不以策略性思维行事，但这在智识上来说并不太有用。目前，我们塑造公共话语的能力似乎有所减弱。尽管如此，我继续在这方面坚持做下去，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例如，我最近写了几篇关于难民危机的新闻文章（如：Eriksen，2015b；2016），单纯只是因为社会上存在需要填补的空白。
此外，人类学完全依赖于那些留在所谓“象牙塔”内的学者，他们或是研究印度尼西亚东部的牺牲与亲属关系，或是分析亚马逊地区的宇宙观。如果没有这些狭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就没有可以公共讨论的基础。这里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人类学家不应该被要求同时承担所有任务。尽管如此，在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如果人类学能有更多的公众人物，将对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我们需要头脑清晰、表达流畅的人，他们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改变既定的观点，并重新赋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2001 [1930]: 61）所说的 一个“祛魅的世界”（entzauberte）以新的魅力。
例如，虽然挪威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rik Barth）没有将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大众化，但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做了一系列电视讲座。这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意识到：生活有很多种方式。虽然这些讲座并不直接应用于实践，但却极具应用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人类学看似最无关紧要时，它实际上可能是最相关的；当我们不试图提出政策建议，而是向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传达对人类生活多样性的感叹时，人类学便展现出了它的意义。在这方面，人类学具有激进和颠覆的潜力，早在三十年前，马库斯和费舍尔就在他们的著作《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1999 [1986]）里表达了这个观点。
FS：您过去曾指出，许多人类学概念已经成为记者和政治家的词汇（Eriksen，2004：3），但同时您也观察到人类学从公共领域中有所撤退（Eriksen，2015a）。请问这两种情况是如何能够并存的？
THE：人类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少数群体权益和基本的文化相对主义，已经成为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许多少数群体积极利用人类学概念来争取自身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学科的概念和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传播开来，但是，作为学术的人类学本身并没有完全参与到更广泛的知识交流中去。正如我在《参与人类学》【1】（Eriksen，2006）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直到二战后不久，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公众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且多元的互动，但这种互动在现在已经不太容易看到了。例如，当公众开始广泛谈论文化时，人类学已经几乎停止使用这个术语了，因为它变得过于复杂，而且含义变了很多。
FS：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的反思转向，是否是导致我们学科重要性下降的原因之一？
THE：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学主要是有害的，因为人类学实际上并不需要它。有些其他学科，比如政治学，确实需要后现代主义的不稳定性及其去中心化、相对化和调皮的态度。但由于人类学对文化特性的敏感性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学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具有后现代的特质了。此外，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同时冲击了人类学，后者质疑人类学代替他人发言的既定模式，这对人类学来说是一种双重打击。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认识论的疑病症”（epistemological hypochondria）（1988: 71），使得人类学的信心有所丧失。人类学家通常不愿意做概括，这种不愿意往往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我们确实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讲好故事，这些故事必须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并且真实可信。也许第一步可以先向优秀的历史学家学习，培养我们讲故事的能力。
FS：您提到了您的作品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受众，例如退休人士俱乐部和中学。那您完全不关注政策制定者吗？
THE：不关注，因为我并不认为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是我的工作，即使有时我可能无意中这么做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存在一种默契的分工，政策是社会学家的一部分社会职责。他们研究挪威的福利国家、性别平等以及其他与政策直接相关的议题，并用挪威语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人类学家更擅长提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从而提供不一样的视角。我们擅长让那些原本被压制的声音被听见。通过这些工作，我们稍稍减缓了世界的运转速度，我们实际上在政策制定机制中扮演了沙砾的角色。人类学有一种内在的无政府主义或调皮特质，这是我们应该培养的特性。也许我们扮演的是一个“捣蛋鬼”（trickster），是一个处于局外人位置、有时可能相当不负责任的角色（参见Eriksen，2013）。在一个被身份政治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幽灵主导的世界中，人类学知识是一种反文化，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边缘但也更加重要。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抵制那些试图将我们的工作与政策建议挂钩的资助机构的努力。相反，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努力可能会削弱人类学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并考虑其他可能性的能力。
所以说，人类学往往在无意间对社会产生最显著的影响。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rik Barth）曾说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基础研究的应用性要强得多。基础研究做得好，它就可以应用于许多方面。例如，伊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对努尔政治的研究可以用来解释南斯拉夫的解体。优秀的基础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人类社会的经久不衰的见解。
另一个导致人类学在政策方面影响力有限的原因是，我们专注于研究小规模现象，因此本能地对诸如发展这样普遍化的课题持谨慎态度。尽管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可能存在基本的相似性，但没有理由认为适用于尼泊尔的政策也同样适用于尼日利亚——这是我们过去五十年来一直告诉援助工作者的观点。也许正是在这种小规模层面上，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不那么受欢迎，但可能还是有用的。毕竟，这也正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得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本洞见之一，她对人类学视角有着浓厚的兴趣。
FS：目前来看，您的公众参与好像有一部分是基于个人偏好。那么，人类学学科中是否存在一些内在因素，去促使人类学家走向公共领域呢？
THE：在政策工作方面，显然有些其他学科比人类学更为核心，例如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他们直接参与国家的运行，从财政，到立法，再到地方治理。但在公众参与方面，我确实认为我们有一种集体责任去让自己被看见。人类学能让你陶醉于人类的多样性并能激发想象力，它展示出了很多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你可以说它有点像科幻小说。人类学还能让你接近一些更基本的哲学问题，比如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但呈现的方式通常比哲学更易懂，也更有趣。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可能会推动一部分人类学家走向公众参与。我们的某位同事曾说过，人类学可以是“与人同在的哲学”，这应该是我们能够去推广的一个信息。
埃里克森于2024年11月去世。他英年早逝前最后的天鹅之歌（之一）是这本直面生命意义的书。这本用挪威语写的书叫Syv meninger med livet，直译为“生命的七种意义”，已经于2026年在台湾翻译出版：《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過？》，由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FS：撇开认识论的观点不谈，难道人类学方法本身没有某些特质，使得它与公众参与有些不协调吗？我特别想提到的一点是民族志研究所需要的时间。
THE：是的，这正是人类学代表一种反文化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民族志研究在资本或劳动力投入方面并不算密集，但时间投入方面却非常密集。毕竟，你需要在田野中花费很长时间，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可能都在等人出现，而很多人常常不会出现。我最近在澳大利亚做了仅仅四个月的田野工作，但这对我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同事来说似乎已经过于漫长了。但每位民族志学者都知道，您必须长时间呆着。这也可能是人类学的一个弱点。因为当我们终于完成研究并发表时，“派对”往往已经结束了。
也许，除了那种长达十八个月的长期民族志研究模式之外，我们至少应该探索一下“快速人类学”的潜力。这种方法同样使用民族志的视角，但工作速度要快得多。出版也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出版的过程一直以来都很慢，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经有一些尝试去加速这个过程。我们应该找到新的方法，将快和慢结合起来。例如，我项目中的一位博士后研究员在她完成博士学位后就参与了一项实地调查。她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合作，撰写了一份关于叙利亚的非常有用的报告（Christophersen, Liu, Thorleifsson & Tiltnes，2013）。这份报告是在叙利亚难民危机初期完成的，当时从黎巴嫩前往叙利亚边境还比较容易。尽管这项工作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但她之前的参与式观察训练使她能够捕捉到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难民的多样化经历，并觉察到当地人与难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单靠与人交谈，可能未必能有这样的洞察。
FS：最后，我想问几个关于对外传播的简短问题。您曾经主张，对于生活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中的我们来说，不被信息束缚的自由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Eriksen，2001: 3）。我想请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有哪些好的宣传形式？我们应该使用 Twitter、Facebook 这样的社交媒体吗？我们应该加入嘈杂且快速变化的网络世界吗？
THE：老实说，这不应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选择，对吧？至少，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并且，我们应该坚持，当今的人类学是一种反文化，反对知识的加速化和碎片化。人类学出版的最高形式依然是专著，这不仅对作者提出了高要求，也对读者提出了高要求。作为在加速化时代中的一种反文化，我们必须与网络媒体建立联系，但我们最终所代表的却是某种更加缓慢的东西。我们应该帮助这个世界慢下来。
Note:
【1】engaging anthropology，在中文中也被翻译为“介入人类学”或“有担当的人类学”。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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