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如何理解革命短暂胜利后面对的列强瓜分？如何在失败中继续识别力量，而非挫骨扬灰？如何在眩晕中不去指责船员，而与之共同理解和直面更大的风暴？
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后，在叙利亚东北部的罗贾瓦（Rojava）地区兴起的罗贾瓦革命，是由库尔德人和其他民族开展的自治政治（即文中的叙利亚北部和东部民主自治政府）。不同于19-20世纪所熟悉的或左或右的革命脚本，罗贾瓦革命跳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路线，也力图挑战左右翼革命常见的父权-民族主义倾向。在罗贾瓦，女性大规模参与基层政治和军事组织；而军事听令于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在这背后还有与生态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的联邦制。
在十年前的运动高点时，女兵和国际纵队与伊斯兰国激战的英姿曾使罗贾瓦革命成为全球的媒体焦点，关注全球运动的学界也对其中民主、自由、草根团结、女性主义的理念更新和重放生机赞誉有加。
而当中东局势近年突变，罗贾瓦的自治遭遇土耳其、叙利亚当局（沙姆解放组织）和美以势力的联合绞杀。罗贾瓦已经不再是在地图上自证胜利的坐标，或者在头条不言自明的革命理论。罗贾瓦革命的领袖——囚于土耳其监狱里的奥贾兰——与埃尔多安当局的谈判也令人困惑。而罗贾瓦革命的女性学（Jineolojî）是否知行合一，能继续挑战千年以来的父权制？政治危急之下，跨族群的基层民主如何对抗美以帝国主义霸权阴庇下的民族主义回潮？
尚在罗贾瓦革命高潮，人类学者格雷伯就曾指出进步社群中对罗贾瓦根深蒂固的犬儒主义：或指称为“以进步观念“装点门面”的运动”，或贬低为“游离在“反帝”“真实政治”之外的小打小闹”。
在革命的下弦月，犬儒主义当然也不会自动找补为同情心。当媒体的高温退潮，我们需要的是对更真实的成败更处境化的学习和思考：关于罗贾瓦革命，关于当地行动者所面对的风浪和背水的反思，也关于如何在行动和实证上实践格雷伯那种与犬儒主义周旋的人类学。
本篇文章写自2026年1月，危如累卵的围攻局面暂时因为“巴黎协定”而暂时停战，但长线的革命时局并不乐观，罗贾瓦革命在性别、族群等维度上的成果也开始被摧毁和质疑。在这一局面下，本篇文章完成了一项艰难而必要的工作：立足于罗贾瓦革命的立场重读国际局势。本文作者阿里·齐切克（Ali Cicek）来自民主现代性学院（Academy of Democratic Modernity），一家致力于让公众理解罗贾瓦政治的另类知识生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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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 阿里·齐切克（Ali Cicek）
原文标题 / Rojava and Syria at War – A Political Assessment
原文链接 /
https://democraticmodernity.com/rojava-and-siria-at-war-a-political-assessment/
原文发布时间 / 2026年1月
译者 / DC
校对 / YC
编辑 / YC
自今年年初以来，罗贾瓦（Rojava）与叙利亚境内的事件急剧升级。鉴于事态发展迅速，当务之急是针对当前局势，以及在这复杂政治网络中各方行动者的目标与利益，进行透彻的分析。
这并非叙利亚北部和东部民主自治政府（Democratic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 DAANES）首次面临严峻压力。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罗贾瓦革命反复成为各方势力的攻击目标，包括所谓的“伊斯兰国”、阿萨德政权，以及最为顽固的威胁——土耳其政府。
最近的一波升级始于2026年1月6日，当时隶属于所谓“叙利亚过渡政府”的部队与民兵，对阿勒颇（Aleppo）的谢赫马苏德（Sheikh Maqsood）、阿什拉菲耶（Ashrafiye）和贝尼扎伊德（Beni Zeyd）地区发动了进攻。这些攻击很快扩散到罗贾瓦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使整个北叙利亚都处于受袭状态。尽管叙利亚政权声称在1月18日达成了停火，但暴力行为依然未减，并进一步蔓延至哈塞克（Haseke）和科巴尼（Kobane）周边地区。报告指出，平民已遭受屠杀。
由于这些持续不断的攻击，罗贾瓦的生存现已面临威胁。目前的发展反映了该地区权力平衡的转移，并标志着中东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
罗贾瓦和其背后库尔德解放运动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狭义的地缘政治框架。2022年起在伊朗爆发的“妇女、生命、自由”运动其口号就来自库尔德妇女运动：Jin Jîyan Azadî是库尔德语的“Women, Life, Freedom”。此处，库尔德女战士的形象和Jin Jîyan Azad的口号出现在于维也纳街头的壁画上。照片拍摄者为Maryam Ashraf。该图来源出自政治与法律人类学评论（PoLA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网站上人类学家Somayeh Rostampour关于Jin Jîyan Azadî这一口号历史脉络分析的文章：https://polarjournal.org/2025/10/21/jin-jiyan-azadi-anti-colonial-trajectory-of-a-revolutionary-feminist-slogan/
为了理解当前局势的核心动力、叙利亚最新发展的背景及其对罗贾瓦的影响，有必要更详细地分析中东整体的剧烈动荡。对于民主力量而言，具备历史维度的政治理解至关重要，如此才能抵御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摆布，并发展出独立且解放的观点。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新阶段
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在其著作《民主文明宣言》（Manifesto for a Democratic Civilization）中提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理论框架，为评估当前叙利亚局势提供了核心指引。
这一术语已被库尔德斯坦自由运动使用了二十多年，用以描述自苏联解体以来，全球霸权力量与势力范围重新调整的过程。1989至1990年标志着两极世界秩序的终结（即苏联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1】），这一转变导致原有权力平衡的崩溃，在中东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一混乱阶段，资本主义现代性力量的目标，是将该地区完全纳入其霸权体系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可以区分出中东地区三类核心行动者，它们各自以不同的利益与目标行事：
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行动者，它们构成一个主导性集团。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直推进所谓的“大中东计划”（Greater Middle East Project，GME），旨在重组该地区，以掌控其资源与贸易通道。该计划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崩溃后权力真空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标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改造中东。回顾过去三十年，这一政策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造成的血腥后果，充分显示了其对当地社会的毁灭性影响。美国战略主要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消除对美国及西方的潜在威胁、控制能源资源与能源通道，以及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及其向该地区投射战争的能力。在这一框架下，削弱伊朗的“什叶派之弧”项目，以及建立所谓的“阿拉伯北约”，都具有核心意义。后者在《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中得到体现，其目标是将逊尼派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国家——在战略上与以色列结合起来。
第二类行动者，是该地区既有的民族国家。它们试图抵制“大中东计划”对地区进行重塑的努力，并推行自身的主导政策，以反对对20世纪《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所确立秩序的瓦解。相反，这些国家坚持维护大约一百年前由该协定所确立的国家体系。
第三类行动者，是社会力量。当前，这一类主要由库尔德自由运动（Kurdistan Freedom Movement）所代表，它通过发展“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与“民主民族”的理念，提出了一种同时区别于民族国家秩序与“大中东计划”的替代方案。
2020年五月叙利亚时局图，土黄色为叙利亚北部和东部民主自治政府所控制地区。可以看见已经开始南下的土耳其势力（红色）和尚面积不大的沙姆解放组织控制区域（绿色）。图源：rojavainformationcenter.org
从2023年10月7日到叙利亚复兴党政权的倒台
随着2023年10月7日开始的巴勒斯坦种族灭绝，这一重塑中东的进程显著加速。既有的现状被视为西方霸权的障碍，因此被有意打破，以建立新的权力格局。在这一过程中，伊朗在巴勒斯坦（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力受到削弱，而叙利亚政权的更迭则动摇了伊朗地区霸权的另一关键支柱。伊朗因此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经历政权更替，要么服从既有的霸权秩序。
在这一中东重构进程中，以色列正逐步承担起霸权中心的角色。一个以以色列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架构正在形成。《亚伯拉罕协议》标志着阿拉伯民族国家逐步被整合进这一体系的过程，其中以色列作为核心行动者，同时也是西方霸权的代表。与此同时，在“阿拉伯之春”中受到严重冲击的逊尼派阵营正在被重新整合。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对伊朗进行战略性包围的呼声不断增强。除了安全政策层面之外，这一按照新世界秩序对中东地区进行的重塑，还旨在控制能源储备与新的能源通道，确保资本的无阻流动，主导东地中海地区，并建立能够限制与约束俄罗斯和中国行动空间的政治体制。
统治了62年的复兴党（Baath）政权于2024年12月8日倒台，这代表了该政策的延续，并在叙利亚开启了一个新的不确定阶段。当根植于基地组织（al-Qaeda）、近期由先前位于伊德利卜（Idlib）地区且受土耳其国家庇护和监督的小型伊斯兰主义酋长国发展而来的“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 HTS）夺取政权时，可以清楚看到，叙利亚危机并未结束。如今组成过渡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标志着一个新的不稳定阶段的开始。
沙姆解放组织统治下的叙利亚作为西方的新代理力量
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和沙姆解放组织的接管，叙利亚的关系网络发生了质的变化。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已经出现。为了正确评估当前的发展，必须对此有所理解，并主要从美国及西方阵营的视角来分析不断演变的局势。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的目标一直是推翻阿萨德政权，并建立一个亲西方政府——这一目标随着当前过渡政府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实现。这使美国与俄罗斯和伊朗形成直接对立，因为后两者在战争期间一直是阿萨德政权的主要支柱。在阿萨德倒台之前，俄罗斯的政策是通过维持其执政来稳定叙利亚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掌权，这一力量格局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沙姆解放组织这一在英国【2】大量准备与支持下形成的力量上台，如今大马士革出现了一个被纳入美国及西方主导的重组计划之中的政府。沙姆解放组织接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规则，在经济上融入西方阵营，事实上承认以色列的霸权，并对以色列占领叙利亚南部部分地区保持沉默。
对美国而言，这种联盟转变并不新鲜。当美国与库尔德人结盟时，他们正遭受伊斯兰国攻击，阿萨德仍在叙利亚执政，而美国则反对阿萨德。考虑到美国曾对罗贾瓦的人民防御部队（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 YPG）以及后来的叙利亚民主武装（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DF）（从YPG发展而来，包含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述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反伊斯兰国武装）提供支持，在叙利亚政权更替，美国开始支持叙利亚政权之后，美国与叙利亚民主武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美国主要试图从幼发拉底河以东控制其在叙利亚以战术-军事为主的关系，而如今则转向通过大马士革来实施其政治与外交战略。
这一新战略在2026年1月5日至6日于巴黎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立，叙利亚与以色列在美国监督下同意建立一个联合沟通机制。然而，这次会议并不止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个针对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的联盟。当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Hakan Fidan）出现在巴黎，也绝非偶然。这个针对罗贾瓦的联盟，由美国、法国、英国与土耳其支持，并得到欧盟背书。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访问大马士革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在库尔德聚落遭受毁灭性战争之际，对新政权表达了政治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罗贾瓦的攻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沙拉政权（Ahmed Hussein al-Sharaa，现任叙利亚总统，即沙姆解放组织总司令朱拉尼，al-Julani）与西方之间协同行动的一部分。
为了争夺更具体的利益，在叙利亚取得胜利的这些力量如今也在互斗，而一个“民主叙利亚”的进程在其中并无立足之地。以色列衷心希望叙利亚保持碎裂；与此同时，土耳其则希望建立一个对其忠诚的叙利亚政权，并在中东与东地中海地区推进其“新奥斯曼主义”战略。海湾国家和英国希望通过沙姆解放组织在东地中海建立影响力。在所有这些势力中影响力最大的美国，则希望在这些同为其盟友的国家之间建立平衡，且最终极有可能采取接近以色列主张的立场。土耳其的计划实际上是以不同的名称恢复一个类似于阿萨德政权的时期；在这一点上，它自动引起了该地区人民的反感。这意味着，他们正在民族分裂和压迫的基础上，推动一种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以色列对该地区采取的是纯粹的战术操作。在《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后，从沙姆解放组织领导层获得了所有想要的短期让步之后，以色列政府似乎准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沙姆解放组织的武装团体视为悬在叙利亚其他地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值得注意的是，在《巴黎协定》之后，以色列仅仅是在观察沙姆解放组织的屠杀行为。而土耳其则不断挑动沙姆解放组织对抗叙利亚民主武装，试图将库尔德人的成果压缩到最低。
美国对库尔德人的务实主义
在阿萨德倒台之前，美国对库尔德人的务实政策主要是出于打击“伊斯兰国”的需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段为期12年的战术联盟由三个关键动机驱动：首先，与人民防御部队的合作，为其在反恐战争中获取军事声望提供了最有效的方式；其次，美国试图将这场革命纳入自身控制之下，限制其社会主义或“阿叔主义”倾向（Apo即叔叔，是支持者对奥贾兰的称呼，Apoism用于指代支持奥贾兰政治路线者的术语），并将其引导至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方向；第三，库尔德人被作为向阿萨德政权以及俄罗斯-伊朗集团施压的工具。
随着叙利亚新的权力平衡以及一个亲西方的大马士革政权的建立，这些战术利益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往的修辞与约束已不再成立。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正试图对库尔德人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压力，以迫使他们事实上“自愿”融入叙利亚国家。同时，土耳其被赋予了更大的空间来限制库尔德人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将其推向大马士革。
美国对这一立场毫不掩饰。2026年1月20日，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在声明中公开说明其对叙利亚民主武装的政策转变：“今天，局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叙利亚现在拥有一个被承认的中央政府，该政府已加入“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在2025年底作为第90个成员），标志着其转向西方并与美国在反恐领域开展合作。这动摇了美方与叙利亚民主武装合作的理由：叙利亚民主武装作为主要地面反恐力量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适用，因为大马士革现在既有意愿也能够接管安全责任，包括对伊斯兰国拘留设施和营地的控制。” 【3】
美国将沙拉领导下的叙利亚新政权与以色列联结在一起（对两国都是历史上的首次），并持续试图强化这一政权，通过沙拉来重建“新叙利亚”。在这一框架下，沙拉与以色列的关系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建立一种服从以色列地区霸权的关系，而这一点在巴黎会议上已经得到体现。在下一阶段，美国正试图以某种方式将与其保持了十多年军事同盟关系的库尔德人“整合”进新政权之中。
正是在这里，局势开始出现严重的裂缝与困难。自2025年3月10日以来，相关谈判持续进行，但大马士革政权基本无视叙利亚民主武装的要求。每当协议似乎即将达成，土耳其便插手介入。1月4日，即阿勒颇进攻前夕，据媒体报道，叙利亚民主武装与大马士革代表团之间的谈判一度进展顺利，看似即将签署协议。然而随后，亲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谢巴尼（al-Sheibani）进入谈判现场并宣布谈判终止。一天后，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议谈判在巴黎启动，并于1月6日达成。同一天，阿勒颇遭到攻击。土耳其全面参与了此次进攻，并且至今仍在继续。从策划到执行，土耳其在军事、外交、情报与技术层面均深度介入。这是一场由大马士革政府与代表土耳其行动的武装团体共同实施的行动。这些攻击的本质目的，是打击库尔德人在与大马士革谈判中的意志，削弱其争取政治承认的能力，通过削弱其军事力量迫使其整合，并压低叙利亚民主武装的谈判地位，以实现彻底的服从。
关于库尔德人与美国的关系，近年来幼发拉底河东西两岸的国际与地区行动者之间已经出现某种分裂。在当前的变化发生前，美国曾向库尔德人传递信号，表示不干预幼发拉底河以西的事务。由此，美国未反对土耳其在阿夫林（Afrin）（2018年）、曼比季（Minbic）（2024年）以及塔尔里法特（Till Rifaat）的军事行动。不过，当土耳其军队于2019年进攻并占领塔尔阿比亚德（Till Abyad）与拉斯艾因（Ras Al-Ayn）时，美国也选择撤军并保持沉默，而两地都位于幼发拉底河以东。
如今，我们再次目睹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大规模军事攻势：塔布卡（Tabqah）、拉卡（Raqqa）与艾因伊萨（Ayn Issa）等城市已落入叙利亚政权之手，而哈塞克与科巴尼则处于围困之中。此前被视为“红线”的东西分界，在这一新阶段已经失去意义。美国对这些事态发展的沉默，实际上等同于对艾哈迈德·沙拉在全叙利亚建立国家主权主张的支持。当前局势表明，美国的基本策略已不再是围绕幼发拉底河东西分界进行谈判，而是尽可能削弱叙利亚民主武装。
美国试图团结大马士革、土耳其和以色列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叙利亚局势的内在逻辑，是推动以色列与土耳其趋于一致。一方面是以色列——西方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另一方面是土耳其——北约成员国，虽与西方关系充满紧张，但在战略上仍不可或缺。华盛顿试图促使土耳其与以色列界定共同的安全利益、协调政策，并为叙利亚构建一个联合框架。最终，这一战略指向形成一个连接大马士革、土耳其与以色列的更广泛联盟。
在战略层面，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叙利亚追求不同目标。土耳其决心阻止库尔德人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行政或军事自治，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妥协空间。因此，安卡拉支持在沙拉领导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叙利亚政权，以掌握全部权力杠杆。相比之下，尽管以色列在沙拉身上落实了一些要求，但既不信任该政权本身，也不信任其周边的权力集团。从以色列的角度看，这样的领导层在中长期可能对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一个过于强大或军事能力显著扩张的叙利亚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相反，以色列更倾向于一个碎片化、去中心化且具有弹性的政治结构——其中库尔德人、德鲁兹人、阿拉维派及其他社会群体都有代表——以限制大马士革的权力范围，并保留以色列的影响空间。这一取向并非出于对民主的支持，而是出于维持自身霸权与影响力的需要。此外，对于以色列与西方国家而言，利用沙姆解放组织对抗伊朗及什叶派武装，如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同样具有关键意义。尽管存在这些根本性分歧，围绕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寻找共同点的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正积极推动将大马士革、安卡拉与特拉维夫纳入同一谈判框架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所有国家行为体，归根结底都属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部分。尽管它们在扩张各自霸权方面采取不同策略，但在短期内，它们会汇合在一起，共同压制像罗贾瓦这样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替代方案。
在这一格局中，库尔德人正承受着被削弱、被压制以及在意识形态上被稀释的压力，以被迫“整合”进新的政权。这一过程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罗贾瓦的抵抗。
攻击的意识形态本质
对罗贾瓦的攻击不仅是政治与军事层面的，也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维度。在当前压力之下，美国试图将革命成果加以自由主义化，同时强化民族主义力量。一方面推动民族主义议程，另一方面则继续将库尔德人划分为“好的”（如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KDP）等）与“坏的”（如奥贾兰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等），以削弱其整体团结。这一策略的核心，是对“民主民族”理念的攻击——这是这场革命的根本。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被刻意对立起来，共存的计划被埋葬。因此，在战争初期，攻击尤其集中在阿拉伯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如拉卡、塔卜卡与代尔祖尔（Deir ez-Zor）。其目的在于制造族群界线的分化，并在此基础上迫使库尔德人投降，或通过暴力摧毁其政治意志，从而为族群清洗、大规模屠杀与系统性的人口结构改变打开道路。因此，当前局势不仅意在摧毁叙利亚库尔德社会的成果，也在于煽动各民族之间的敌意。通过削弱库尔德人以实现对中东的统治，是一项延续了两百年的“分而治之”政策，是帝国主义维持其在该地区霸权的一种当代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诸如库尔德全国委员会（Kurdish National Council in Syria, ENKS）与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这样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力量正被有针对性地扶持，这一点在2026年1月17日于埃尔比勒（Erbil，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府【4】）举行的会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多年来，这些力量一直推动一种话语，将自治简化为纯粹的族群文化议题。沙拉于1月17日发布、承认库尔德语并作出若干让步的法令，也应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为一种战术性操作，旨在为这种民族主义路线提供动力。该法令并不具有宪法上的约束力，而且该政权本身建立在对阿拉维派、德鲁兹人与库尔德人的否认、分化与屠杀之上。与此同时，沙姆解放组织持续进行的军事攻击也清楚表明，其最终目标是迫使各方完全服从大马士革。
日前关于罗贾瓦的危机不仅是地缘上的，也关乎如何理解库尔德革命。如何在宏大的国际政治分析之下看见库尔德运动处境化的长线历史，在好莱坞式的切片之外看到女兵和国际纵队背后的日常革命和其具体的成败。在此推荐迪拉尔·德里克（Dilar Dirik）的《库尔德妇女运动：历史、理论、实践》一书。
在此背景下，针对库尔德人的两种不同策略清晰可见。一方面，土耳其国家与叙利亚政权正在推进一项旨在摧毁革命成果的政策，其程度甚至延伸至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行动；另一方面，美国的策略与其说是指向物理消灭，不如说是试图将这场革命“自由化”和“去政治化”。对这一计划的支持，意在扭曲并引导库尔德人的革命民主潜力。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主要通过扶持库尔德民族主义力量来实施。具体而言，库尔德斯坦内部的革命性、激进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中和。在这一过程中，核心目标之一是孤立库尔德工人党及其自由路线。对该计划的国际支持，意在将库尔德的革命民主潜力导入可控轨道，并在国际外交领域获得广泛背书。这将推动一种局限于若干库尔德权利诉求、并从属于美国-以色列中东战略的“民族国家”路径。同时，一个被削弱的库尔德少数群体，仍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力量的潜在工具，在未来再次被用作与大马士革博弈的筹码。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将当前局势简单称为美国或欧盟对库尔德人或罗贾瓦的“背叛”。所谓背叛，通常发生在存在着战略伙伴关系或共同政治愿景的前提之下。可能有人会想说那些主动将自身前途与美国绑定、并押注于战略联盟的行动者遭遇了背叛。
然而，这不适用于罗贾瓦。在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与美国之间，从未存在共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项目。双方关系自始至终都属于战术层面，取决于具体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严格限定于共同打击所谓伊斯兰国的框架之内。
作为帝国主义强权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中心，美国的目标在于将一个社会争取自由的斗争成果纳入自身利益之中加以利用。因此，当前的攻击不仅需要从政治与军事层面理解，更必须从其意识形态深度来把握。资本主义现代性力量正在协调行动，对库尔德人施加更大压力，加以遏制，并依据其战略规划对其进行工具化与剥削。这些攻击再次表明，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这些力量可以践踏一切既有价值。
与之相对，库尔德斯坦自由运动的战略路线是明确的：其合作对象并非帝国主义国家，而是那些倡导自决、平等以及替代性社会秩序的全球民主力量、社会运动与反体制行动者。
定位沙姆解放组织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仔细审视叙利亚政府。由沙姆解放组织控制的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性质，只能在其意识形态导向和政治实践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从一开始，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就奉行反动和同一化的路线。他不断威胁库尔德人，无视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的和解倡议，反而要求他们完全服从其高压统治。在沙姆解放组织的掌权下，伊斯兰国是叙利亚政府的一部分，而沙姆解放组织民兵释放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行为（例如1月19日在沙达达镇（al-Shaddadah）和拉卡），清楚地证明了这种联系，通过沙姆解放组织的身份，霸权力量使伊斯兰国获得了国家地位。
这一政策旨在摧毁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这一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述人及其他族群基于“民主民族”理念所建立的体系，并以一个以单一民族与单一信仰为基础的威权体制取而代之。这种思维直接冲击了中东地区数百年来各民族与宗教群体之间的兄弟般共存。其目的在于阻止一种可能为叙利亚及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的民主民族观的发展。
因此，沙姆解放组织的攻击并非孤立的安全政策措施，而是针对叙利亚未来的一项全面布局的一部分。在这种并非旨在民族团结，而是分化与碎裂的政策中，沙姆解放组织扮演核心角色。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曾促成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团结，但沙姆解放组织则刻意煽动两者之间的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沙姆解放组织是在外部势力影响下发动一场代理战争。在这种策略之下，无论是叙利亚的民主统一，还是国家的稳定未来，都不可能实现。
“整合”，还是同化？
自关于将叙利亚东北部自治地区纳入新的叙利亚秩序的谈判开始以来，如今已清楚表明，对于沙姆解放组织而言，“整合”实际上意味着“同化”。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于1月17日发布的最新法令，表面上似乎承认了库尔德人的权利，但并不代表政策的真正转变。相反，这是一种在严格国家中心主义框架内进行的权力策略操作。它并未解决危机，而是对危机进行重新编排，使其更易于控制。
该法令的核心在于承认某些文化身份要素，但拒绝承认社会作为集体的政治主体性与自我治理能力。地方性的决策机制与自组织形式被排除在合法政治领域之外。因此这种“承认”所产生的是束缚的，而非解放的效果。
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承认究竟指向什么、承认的是谁：是一个正在斗争、具备组织能力的社会，还是一个被碎裂、个体化、且可被控制的群体？事实上，这项法令的目的在于埋葬叙利亚北部的政治与军事平衡，尤其是叙利亚民主武装。
这一战略并不依赖公开的军事破坏，而是通过更为微妙的手段来推进。其目的在于将社会与其集体政治意志相分离，孤立叙利亚民主武装，并将其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尽管赋予了个人层面的文化权利，但这些权利被刻意与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及叙利亚民主武装脱钩，从而削弱其社会合法性。“国家统一”“同一屋檐下”“无特权”等话语，并非服务于多元主义，而是为了强制推行一种被设定为唯一合法秩序的中央集权国家模式。
多样性并未被视为一种构成性的政治力量，而是被当作一种需要加以控制的状态。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与叙利亚民主武装的存在被标记为对“常态”的偏离。其目标不在于理解库尔德问题，而在于将其瓦解并重新塑造。
族群对立与阿拉伯部族的工具化
当前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蓄意制造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族群对立。与安卡拉和大马士革之间的外交谈判并行，相关的军事与政治准备正在推进。
这些准备工作的核心之一，是刻意对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地区的阿拉伯部族施加影响。沙拉政府与土耳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试图劝说这些部落不要与自治政府合作，这些努力在近几个月明显加强。
草根、自下而上、新形式的团结和平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迭代。库尔德运动对人类学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就曾多次访问罗贾瓦。图为格雷伯关于罗贾瓦运动的发言，图源：davidgraeber.org。
根据叙利亚方面的消息来源，甚至在战斗爆发之前，过渡政府就已经成功争取到阿勒颇一些此前与库尔德部队合作的阿拉伯力量。这一立场转变被视为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实施类似策略的试点。这些行动由沙拉的部族事务顾问吉哈德·伊萨·谢赫（Jihad Isa al-Sheikh，又名Abu Ahmed Zekkur）协调，他活跃于土耳其及叙利亚东北部【5】。
2025年底，一个代表团前往土耳其，在基利斯（Kilis）、乌尔法（Urfa）和马尔丁（Mardin）与部族领袖举行会谈。随后，又在拉斯艾因、拉卡和代尔祖尔展开谈判。其目的在于重建与阿拉伯部族的信任，并争取其与沙姆解放组织合作。
在官方叙事中，这一举措被描述为促进“叙利亚社会统一”。但实际上，其意图在于加剧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控制地区的不稳定，使阿拉伯部族脱离自治政府，并将其变为工具用于对抗其他社会群体，例如苏韦达（Sweida）的德鲁兹人。短期来看，这一策略或许能够强化沙姆解放组织，但从长期而言，它加深了族群紧张，并为叙利亚进一步分裂铺平道路。
摧毁地区民主模范的国际计划
在这一背景下，对罗贾瓦的攻击并不仅仅是为了摧毁库尔德社会所取得的成果。更深层的目标，是由包括以色列、土耳其等地区行为体，以及美国和欧洲国家等国际力量所支持的一项国际性计划：摧毁关于一个民主的叙利亚、一个民主的中东的项目与理念。
这一攻击直指地方民主、妇女解放、族群与宗教群体的平等权利，以及“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其意在证明，超越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权力政治的替代路径并不存在。因此，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被迫要么彻底投降、回到2011年之前的旧秩序，要么面临彻底的物理性毁灭。
在当下，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之下，必须向世界清楚表明，究竟是谁在真正捍卫自由。这场斗争无法通过国家或政府来完成，它必须扎根于社会本身，发生在街头。真正的正当性与持久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大规模的团结。当这种集体力量存在时，国家维持暴力与压迫的能力将大大受限；否则，一切决策仍将由上而下地作出，人民则被降格为被动的旁观者。没有理由去信任政府——它们在利益发生变化时会迅速改变立场，历史早已反复证明这一点，而我们今天仍在见证。正因如此，我们所需要的参与形式，不是官方外交，而是“人民外交”。人们必须能够跨越边界，直接彼此理解；现实必须以开放且不经中介的方式，直接向社会说明。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必要，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力量。传达世界真实状况的责任，不能只交给国家；任何国家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都可能放弃原则。因此，唯一可持续的压力来源，在于人民之间的共同认知与团结。向各地社会解释世界的真实，是建立持久而有效的人民外交的基础；否则，计划仍将从上层制定，而人民依旧只能在一旁观望。
叙利亚北部与东部民主自治政府以及库尔德自由运动，现在呼吁扩大对这些攻击的抵抗，并期待全面的抵抗。其参照标准，是2014至2015年的科巴尼抵抗。击败伊斯兰国的不仅是人民防御部队与女性防御部队（Yekîneyên Parastina Jin, YPJ，即罗贾瓦的全女性军事组织）的战士，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社会、民主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广泛支持、道义声援与团结。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正是再次向罗贾瓦-库尔德斯坦的抵抗者提供这种支持的时候。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联合力量，民主现代性的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创造第二个“科巴尼”，证明人民的抵抗并未被击垮，同时也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对现存剥削与压迫体系的替代方案，依然具有生命力。
Reference:
【1】译者所加
【2】
【3】https://x.com/USAMBTurkiye/status/2013635851570336016
【4】校者所加
【5】https://yeniyasamgazetesi9.com/saranin-sabikali-asiret-danisma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