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这是一个分离的时代，一个失去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新孕育联结的时代。现代技术文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却也让我们陷入了高度原子化的尴尬境地。孤独渐成常态，人与人之间惯于维持一种疏离的安全距离。然而，在新冠疫情造成个体社会化隔绝的几年间，越来越多人体会到与他人交流和重建社会纽带的重要性。于是，友谊这个古老又历久弥新的话题，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又焕发出新的吸引力。
在本书中，著名人类学家麦克·杰克逊借助哲学、传记、文学、电影与人类学中关于友谊的素材，开启一趟对抗原子化、重建信任的人生哲学巡礼：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蒙田散文中论友谊的著名篇章，再到被称为“友谊的天才”的汉娜·阿伦特的哲学和交友生平、阿巴斯关于友谊的电影等，多维度地呈现了这一主题的丰富肌理。作者同时结合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亲身经历，反思了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友谊的复杂性，也展示了友谊的选择性亲和力是如何超越文化、性别和年龄达成美好奇迹，以此唤醒我们对现代社会人际纽带价值的重新审视。
自上次编辑部分享了结绳志关于出版合作转型的说明，本次原创深度访谈&新书推介，是结绳志与上海译文出版社携手合作的一次尝试，同时，也非常感谢麦克·杰克逊同意接受这次网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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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 麦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采访者 / 王菁
访谈准备 / 王菁，薛倩，安孟竹
翻译 / ChatGPT Plus
校对&编辑 / 王菁，薛倩
存在主义人类学
王菁：您一直被视为存在主义人类学（existential anthropology）的代表人物，但很多中国读者其实不太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概念、方法或者研究取向？
麦克·杰克逊：首先，它是对美国人类学传统的一种回应。美国人类学往往把经验归结为文化决定因素。与此同时，存在主义人类学也意味着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拉开距离，因为后者更关注结构与功能，而不是不稳定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正面来说，存在主义人类学关注的是，日常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如何动态展开。它试图避免用源自西方传统的、过于强势的理论概念去“殖民”他人的生活世界（lifeworlds）。
王菁：您非常简洁地概括了存在主义人类学。我注意到您用了“生活世界”这个词。您是否也受到哈贝马斯及其生活世界观念的影响？
麦克·杰克逊：对我来说，这个词主要来自德国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他用德语 Lebenswelt 或 Lebenswelten 来描述人们实际居住、亲身经历的世界，而不是那些宏观的世界观。后者从来不会完全构成人们的现实生活。
王菁：“文化”（culture）在人类学中是一个高度定型的词，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学的招牌概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您对人类学处理文化的方式颇为不满，因此试图借助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来进行干预？
麦克·杰克逊：我最初接受的是英国人类学传统的训练。这个传统并不以文化观念为基础。其实，文化这个概念更代表的是美国人类学传统。美国的人类学从德国唯心主义那里继承了文化概念，这在二十世纪初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类学的方法更偏归纳，也更关注社会关系，而不是文化本身。不过，英国人类学通常还是优先研究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与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往往只是次要议题。
关于友谊
王菁：我第一次看到Friendship 这本书的中译本《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时，还没有翻开它，就以为它会是一部学术著作，研究友谊从何而来，或者讨论人们如何论述友谊、友谊到底意味着什么。但真正打开书后，我发现它更像是一种文学写作。您为什么选择这种写法？这种写作形式又如何让您以不同的方式来书写友谊？
麦克·杰克逊：因为我在成为学术作者之前，先是一名诗人和小说作者，所以我一直不太喜欢那些会压平、削弱生活经验之丰富与复杂性的学术惯例。因此，我更喜欢带有文学色彩的哲学和人类学写作。
我认为，民族志作者应该坦诚地呈现自己与田野中的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让读者看到，理解是如何从真实生活情境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事后的、置身事外的冷静反思。
至于友谊，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完全不回顾、不提及自己一生中形成的友谊的情况下，写出一本关于友谊的书。我也是从这些个人友谊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到哲学和人类学文献中所写到的友谊。
王菁：如果没有对话者（interlocutors）的帮助，我们的民族志或田野工作根本不可能存在。在田野中，我们常常会把他们视为非常好的朋友。当然，有时候友谊也会变质，但在很多情况下，正是这些人帮助我们形成了作品和思想。
麦克·杰克逊：我的书中有一章叫“田野调查中的友谊”。我在那一章反思了自己与一位男性的友谊。他最初是我的田野助理。把田野助理直接称为“朋友”其实有些牵强，因为你购买了他的服务，这种关系带有交易性质。可是很多年过去后，我和诺亚·马拉（Noah Mara）的关系变得非常亲近，我们确实成了朋友。通过回顾我与诺亚多年的关系，我想探讨：即使一段关系最初并不利于真正友谊所需要的亲密与相互性（mutuality），友谊是否仍然可能从中产生。
王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结合我自己的田野经验，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们真的能够通过民族志的形式，有意义地书写自己与对话者之间的友谊吗？如果可以，那么在民族志写作完成之后，我们又如何继续发展这段友谊？毕竟，我们最终生活在很不一样的世界里，对吧？我们经常四处旅行，而他们往往留在一个地方——至少您和诺亚的情况大致如此。那么，这么多年来，您如何维系这段关系，继续与他保持真正的联系，并不断发展这段友谊？
麦克·杰克逊：您触及了友谊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友谊会随着时间发展和变化。如果民族志研究者不能经常回到田野，那么第一次田野之旅中开始的友谊就很难继续发展或维持。诺亚和我都以各自的方式经历过一些非常艰难的时期。这些经历让我们走得更近，因为我们可以彼此分享、谈论这些经历，也可以相互安慰。我还帮助他、他的儿子，后来又帮助他的孙子完成大学学业。这是我表达自己对诺亚所负之情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所有友谊，甚至爱情关系，都包含某种亏欠感：一个成为你朋友的人给了你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你也欠对方一些东西。所以在那一章里，我想探讨互惠（reciprocity）或相互性如何随着时间展开。
王菁：我想再追问一个小问题，因为这真的很有意思。人类学领域里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应当与对话者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如果过多影响他们的生活，就会带来另一组伦理问题。但您这些年来似乎非常深入地参与了诺亚及其家人的生活。您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和接受这些帮助的？
麦克·杰克逊：我认为，所谓“无利害的探究”（disinterested inquiry）其实是一种幻觉。它来自硬科学中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传统，后来又被社会科学借用。所有人际关系都建立在互惠之上，无论交换的是物品和服务、语言，还是个人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看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每一个主体都处在与另一个主体的关系之中。这和我们与物的关系有根本区别，尽管我们有时也会想象物质财产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在每一段关系中，不同的利益、个性等因素都会同时发挥作用。因此，每一段关系都仿佛拥有了自己的历程。如果否认这一点，以为我们只是作为主体去研究那些作为客体的他人，那不仅是错误的，也会破坏我们这个学科最根本的人性。
这是一个分离的时代
王菁：谢谢您如此坦率。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书中的一章，不妨回到这本书本身。我想从序言说起，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读序言。序言不仅会告诉我们一本书写什么，还会透露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以及他经历了怎样的旅程。我打开您的书时，看到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个分离的时代，这是一个失去的时代。”这句话一下子吸引了我，因为它很有狄更斯式的感觉。您为什么这样开篇？是因为这本书写于疫情期间吗？
麦克·杰克逊：是的。疫情带来了我们都必须尽力应对的社会隔离；与此同时，我的一位挚友去世了，我在书的开头几页写到了他。就在同一时期，我又刚刚与另一位学者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他恰好是研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世界级权威，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本雅明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之间友谊的书。所以，当时既有来自新冠疫情的巨大失落，也有挚友去世带来的痛苦，同时又隐约出现了更新的可能。这很自然地成了全书的出发点。
我选择这种亲密的写法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爱与友谊一直能够跨越政治和社会界限，超越人们彼此区分的方式。
在与自己相距遥远的社会做田野工作时，最令人惊叹的发现之一，就是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妨碍相互理解。倘若不是这样，我们恐怕只能困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中，而隔绝最终会制造敌意，而不是情感联系。今天，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我认为，见证差异和社会距离如何被跨越，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阿伦特的启发
王菁：的确，这样的开场非常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也完全同意：文化差异事实上可能是相互理解的一个必要前提，而不一定是障碍。谈到第一章，您提到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那一部分让我很感动，因为我也是阿伦特的忠实读者。我注意到，您在其他作品中也经常与阿伦特对话。您能谈谈这些年来，阿伦特对您的作品和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吗？顺便说一句，阿伦特在中国也有非常多的读者。
麦克·杰克逊：这太有意思了。您能多说一点吗？
王菁：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关系密切，但又保持了相对独立。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位置很特别，尤其是因为他们讨论了宣传、制度等因素的文化影响，而这些并不是马克思本人重点讨论的问题。阿伦特又经常思考本雅明等与这一学派有关的思想家，所以读者自然会被她吸引。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也许是真正让她在中文世界一直受到欢迎的原因——是她始终坚定地捍卫独立思考，在许多艰难处境中，她都不害怕发声。我想，这最终使她在许多中国读者中保持了长久的吸引力，我自己也包括在内。
麦克·杰克逊：我很高兴您把这些都解释给我听。您提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她对哲学专业化的抵抗。她在访谈中常说，自己想做一个自由思想者，不愿被学院所规定的思考惯例，或者被自己恰好生活其中的特定社会所束缚。她这种对思想独立的宣言一直让我非常有共鸣。所以，听到中国读者也重视她的这一面，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阿伦特的工作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相通之处，因为她希望——或者至少不害怕——把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结合起来：一方面是社会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是个人行动、个人主动性，以及创造新开端的能力。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
另外一点，那就是她强调“积极生活”（vita activa），并把它放在“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之前。所谓沉思生活，是把自己与现实世界分开，以一种抽离的视角去理解它。积极生活，也就是劳动、工作和行动的生活，对她而言远比沉思生活更有意思。
我还写过一本受到她的故事讲述理论启发的书。阿伦特认为，讲故事并不是一个人向其他人讲述，而其他人只是倾听和吸收。它更是彼此分享故事，让我们把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的经验相比较，从而找到某种共识和共同基础。我认为，这对我理解“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或者阿伦特所说的“主体之间”（subjective in-between），至关重要。
她的思想中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对我非常重要：她把理解视为想象力的一种表达。想象力能让我们与那些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的事物拉开距离，也能把非常遥远的事物带到身边，使陌生之物变得熟悉。我觉得，这也是对民族志研究者所做之事非常精彩的定义。
王菁：哇，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事实上，我在翻译她那篇关于“理解之困难”的文章时，就完全明白您说的意思。
麦克·杰克逊：是的。理解意味着愿意信任，也意味着暂时搁置自己的观点，以便真正关注另一个人的观点。这需要一种信念的飞跃，也需要信任。在阿伦特看来，这些都是想象力的组成部分。
王菁：没错。谢谢您分享这些关于阿伦特的深入思考。我相信中国作者和中国读者都会很喜欢。
隔离与死亡
王菁：就个人而言，我很喜欢您写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九章“重逢”的方式。您写到，2020年初春，您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当时没有办法确认，所以只能自我隔离。到了夏天，疫情还在继续，但您和一些朋友去了法国。那一章的写法让我想到薄伽丘的经典作品《十日谈》（Decameron）。您为什么想用这样一个故事来结束全书？
麦克·杰克逊：我的灵感并不直接来自薄伽丘，但在讨论瘟疫影响的作家中，我确实提到了他，也提到了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和阿克塞尔·蒙特（Axel Munthe）。他们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相似的主题：当人们因为逆境而聚在一起，或者为了躲避即将降临的灾难而寻求庇护时，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往往会被放大。我并不意外《十日谈》里充满了性调情和越轨行为，阿克塞尔·蒙特的叙述也是如此。当人们面对可能被毁灭的处境时，常常会进入性幻想或发生性关系，也许这是在死亡面前肯定生命的一种方式。
王菁：哇，这很有意思。
麦克·杰克逊：这也把我们带回全书的开头。我在那里写到一位挚友的去世，也写到这件事如何让我与一位新朋友更加亲近，而这本书正是献给他的。这让我想到阿伦特对诞生性（natality）与重生的关注：失去之后，人们会尝试修复、替代和更新。
王菁：我明白了。您谈到死亡，或者迫近的死亡威胁，与性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能再展开一点吗？
麦克·杰克逊：阿克塞尔·蒙特对那不勒斯霍乱疫情的记述尤其耐人寻味。他是一名瑞典医生，1884年前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他写到，自己去一座修道院为一名修女看病，一位年轻的初学修女带他四处查看。令他非常意外、也非常懊恼的是，他发现自己对她产生了欲望。他试图理解这个令自己羞愧的瞬间，最后推测，这表现了人类如何常常不由自主地在死亡面前寻求对生命的肯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性欲很有意思，而放在那个具体情境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讲得通的。
王菁：这很有意思。我之所以追问，是因为回想疫情期间，世界各地有许多叙事讲人们如何“与病毒作战”，或者如何在日常生活非常灰暗的时候苦中作乐。但在这些叙事中，我们通常很少听到关于性欲的故事。
麦克·杰克逊：我认为，需要区分性欲与生育欲，尽管两者在这里彼此纠缠。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1965年所谓“纽约大停电婴儿潮”的说法，也会听到其他类似情形：人们突然被困在封闭空间里，感到自己受到某种外部危险的威胁，于是便以某种方式去回应那种仿佛即将失去的生命。
王菁：是的，大规模战争和冲突之后似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
麦克·杰克逊：确实如此。
友谊小船的破裂
王菁：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谈话开头提到的核心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您在书的跋中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使用这个词，而它也贯穿了您整个学术生涯中的其他著作。为什么您选择用主体间性来讨论友谊，而不是同情（sympathy）或者共情（empathy）？
麦克·杰克逊：我不太愿意使用“共情”这个词，因为它预设了相互依存或亲密关系必然具有某种情感性质。我更愿意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人的处境从根本上，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关系性。至于一段关系是充满爱还是充满恨，是同情还是反感，那是第二层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所谓的身份以及所谓的“自我”，都是长期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对主体间经验的具象化，或者说事后的反思。我们对自己的主观理解会不断变化，取决于我们和谁在一起，也取决于我们身处什么情境。但我们仍会抓住一些固定的自我观念，就像在风暴中的海面上抓住一只救生筏。
所以，今天的我在很大程度上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此刻我正在和您交谈，而不是和其他人交谈。我们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主体间性。我们并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而是轮流说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彼此的理解以及各自的观点都会发生一些细微变化。比如，现在我知道了中国读者为什么对汉娜·阿伦特感兴趣，而在此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能够通过您发现这一点，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我认为，主体性（subjectivity）是第二位的，而不是最初的。最初的是主体间性，也就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
王菁：说得很有道理。您也能谈谈主体间性如何在破坏一段友谊时发挥关键作用吗？
麦克·杰克逊：总体来说，我们对朋友都很宽容。但如果朋友把自己的意志或观点强加给我们，那真的会让人很反感，也会严重考验一段友谊。如果相互性以及彼此给予、彼此接受的精神不能维持，我认为友谊就会受到伤害，甚至破裂。
距离，是友谊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在一个地方结交朋友，后来又搬走。问题是，当彼此相隔几百英里甚至几千英里时，如何维持友谊。我们之前谈到，民族志研究者在最初的田野工作结束后，也很难继续维系亲密关系。
王菁：正如您所说，友谊可能相当多变，也非常脆弱，很难维持。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有太多事情会影响友谊。我们日常经常聊到——您在书中也多次讨论——如何维持和培养某些友谊。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有时会因为误解或道德伤害（moral injury）而觉得自己必须退出一段关系。比如，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很多人把一些老朋友从自己的脸书好友中删除，因为他们觉得对方不同的政治立场深深伤害了自己。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就您个人而言，我很好奇：您如何判断一段友谊仍然可以维持、值得维持，而另一些友谊则需要结束，或者暂时搁置？
麦克·杰克逊：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正是一个让朋友彼此决裂的时刻。我有一本关于出生权与归属（birthright and belonging）的书即将出版，它受到2023年10月7日之后一系列事件的启发。当时，人们迅速分化为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两个阵营。
这种两极分化和撕裂，在大学校园以及整个国家都造成了各种形式的疏离。写这本书时，我下定决心不选边站。我不想陷入那种非此即彼、制造对立的现实框架，而是想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岌岌可危。要坚持这种立场非常困难，因为很多人都要求我加入某一方。
这并不是说要无动于衷，也不是骑墙，而是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我所知道的几位批判理论家，对此都非常坚持：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不要随大流。无论你认为人群站在正确还是错误的一边，做的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事，知识分子都不应简单地认同并追随人群。行动者或许可以这样做，但知识分子的职责略有不同。当然，知识分子和行动者之间很难划出绝对清晰的界限，因为过去两百年里许多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行动者。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有力地主张：不要轻易选边，也不要以为每一种冲突或困境都能得到解决——它们或许只能被理解。
王菁：这让我想到汉娜·阿伦特，尤其是她在二战后写下耶路撒冷审判报告之后。
麦克·杰克逊：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比如她与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围绕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通信……
王菁：还有她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
麦克·杰克逊：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好：她努力把事情想透，而不是匆忙作出判断。
王菁：写这本书是否让您失去了一些朋友？或者，您也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新的朋友？
麦克·杰克逊：我不得不避免回应两位相当亲近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完全漠不关心。所以，我没有和他们争论，而是选择保持距离。可以说，我们的友谊目前被暂时搁置了。
王菁：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不是一个容易经历的过程——我的意思是，要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坚持一种智识立场。
AI时代的友谊
王菁：如今，因为距离的缘故，维持和发展友谊已经很难。但与此同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ChatGPT等各种聊天机器人的出现，似乎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友谊形式。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都越来越习惯与非人类智能体（nonhuman agent）在线聊天，很多人也对它们产生了很强的依恋。您会把这种关系称为友谊吗？或者，您认为这种沟通会对友谊产生什么影响？
麦克·杰克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主体间性，那么问题就在于：人工智能算是一个主体（subject）吗？是一个人的主体，还是仅仅能够模仿主体、制造出主体的表象？我没有现成答案。
但我认为，所有关系都有一部分来自想象，也有一部分来自现实。即便是在我们与所爱之人、与亲密朋友的关系中，我们也会以某种方式想象他们，同时又对他们真正的利益和需求有很现实的认识。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也是如此，对吧？其中包含大量想象，但也一直伴随着现实检验。
另一种对我很有帮助的思路，是回看过去的技术如何影响人类。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生活，看看火的使用和金属加工的影响，之后再看印刷技术、蒸汽机和内燃机。这些技术革命都曾让人们从根本上怀疑人类前进的方向，也让人们非常担忧。在新技术面前，社会正义、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和共同体是否还能维持？但总体而言，人类似乎还算顺利地经历了这些变化。人工智能是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东西，我确实不知道。
王菁：谢谢您坦率的回答。我承认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过，您刚才提到了想象中的朋友，也谈到了宠物——您的书中有专门一章写宠物以及人与宠物的关系。我很好奇，您是否把聊天机器人看作类似猫狗那样的一种主体？还是说，它们的主体性可能完全不同？
麦克·杰克逊：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类比，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想象力显然都参与其中。你会想象宠物像人一样回应你；你也会想象数字设备像人一样友好，愿意回应你。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什么与人性相容、什么与人性不相容”之间划出非常明确的界限。
当每天都有政治政策强加到我们身上时，这种判断反而容易一些。我们很容易看出某些政策与公共利益并不相容。但当我们讨论养宠物或者使用人工智能时，就没那么容易作出判断。
王菁：是的。我们可以沿着这些问题一直钻进“兔子洞”，因为我总觉得，“什么是主体”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在我看来，不只是宠物，动物也有想象的能力，只不过是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至于人工智能，我不知道它是否拥有想象力。对我来说，即使想象力不完全是人类特有的品质，至少也是有感知能力的存在（sentient beings）所拥有的品质。但我不知道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这个“兔子洞”我们先暂时放下。
想象友谊的未来
王菁：您的书不只是一本实用指南，也像是一张充满想象力的路线图，帮助我们去想象友谊可能是什么，以及友谊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意味着什么。以您的理解来看，在今天的世界里，哪些因素对建立友谊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如何维持、培养友谊，甚至如何告别一段友谊，您有什么建议？
麦克·杰克逊：我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政治问题。在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如果两个人的生活处境差异极大，甚至根本无法相容，我不认为我们还能轻易用“友谊”来描述他们的关系。
在十九世纪，说工厂主可以与工厂工人成为朋友，是很荒谬的；说贵族家庭成员可以与家中的仆人成为朋友，同样荒谬。但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些不相容和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大。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友谊的可能性。
所以，尽管我一直主张跨越文化界限的友谊是可能的，但跨越这些阶级区隔的友谊会变得困难得多。不过，正如您知道的，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里，这似乎又是可能的。
王菁：但那说的是异性恋爱情，对吧？
麦克·杰克逊：是的。
王菁：那么，您真的没有什么建议或诀窍吗？
麦克·杰克逊：没有。我只是觉得，人们会坠入爱河，会结交朋友，而且还一直在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非常珍惜我们今天这场友好的交流，也希望以后能继续保持联系。我认为，学术生活是人们相遇并找到共同基础的地方之一。与政治世界或大商业相比，在学术生活中做到这一点或许更容易。
王菁：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您讨论这本书以及您的其他作品，也感谢您分享这些年来关于友谊如何形成的持续思考，以及您自己对友谊的实践。
关于本书
译者：李昊
ISBN：978-7-5807-0071-1
开本：32开
装帧：平装
定价：49 元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人类学
系列：译文坐标
作者
麦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出生于新西兰的人类学家、作家，任教于哈佛大学神学院世界宗教学系。已经出版三十多本作品，包括诗歌、小说、人类学著作以及回忆录，因其在人类学写作方面的创新、在学科中率先使用现象学和实用主义方法以及对存在主义人类学和宗教研究的贡献而闻名国际。
译者
李昊
译者，撰稿人。长于四川藏区，现居成都，自由译者及撰稿人。
已出版译作超百万字，包括《杀手来电》、《杀手的影子》、《街角》（入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凤凰网读书2023年度推荐图书、探照灯好书等多个榜单）等。
全文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友谊的政治
第一章 友谊的绿洲
第二章 友谊社会
第三章 没人是一座孤岛
第四章 田野调查中的友谊
第五章 人类最好的朋友
第二部分 私人友谊
第六章 选择性亲和
第七章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第八章 童年友谊
第九章 幻想的朋友
第十章 萨罗尼克湾
第十一章 一个士兵的故事
第十二章 己身的他者
第十三章 一根辫绳，从源头到餐桌
第十四章 朋友和家人
第十五章 后视镜中的物体（比它们看起来更近）
第十六章 岩柱山脉
第十七章 爱和友谊
第十八章 虚构的友谊
第十九章 重逢
尾声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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