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在疲于奔命的当代日常里，我们常常需要靠办公桌上的凯蒂猫、包包上的库洛米挂件来“续命”。但这种对“可爱”的狂热，真的只是消费主义驯化下的虚假主体性，或是逃避现实的幼稚症吗？
这篇导读里，清露带我们跟随人类学者克里斯汀·亚诺十余年的田野轨迹，梳理可爱狂潮背后的复杂情动。在这部十余年前写就、近期被译为中文出版的民族志中，亚诺跳出“消费主义操控少女”式的简单批判，看见凯蒂猫如何承载了日本少女文化中纯真与反叛并存的暧昧姿态，又如何在跨国流动中，成为亚裔离散群体爱恨交织的情感容器——从对抗主流的酷符号，到“变得人人都有”之后引发的失落与愤怒。
当我们说“我爱凯蒂猫”时，我们爱的究竟是什么？这是跨越世代的人类学家持续的探问。这样的探问或许首先要求人类学家反思自己的姿态——如清露在尾声中提醒、也如作者自己的叩问——当我们已经对庸俗的批判感到倦怠，那么，该如何继续用批判性思维去理解“真诚的结构本身”？
作者 / 尹清露
编辑 / Emma
录入 / 蓝熊
提到凯蒂猫，我们的印象总是清晰又模糊，她是可爱的代名词，又有点叛逆。她存在于儿时回忆，但是至今也毫不过时，随便走进一家国内刚开张的三丽鸥【注释1：日本角色IP公司，1960年由辻信太郎创立，以“小小礼物，大大微笑”为经营理念。旗下拥有凯蒂猫、库洛米、玉桂狗、美乐蒂等众多角色，凯蒂猫为其最著名的招牌形象。】门店就会发现，虽然她那些性格各异的伙伴看上去更时髦（比如库洛米和玉桂狗），凯蒂猫仍然稳坐C位，人们还是会围着最新的“JK制服版kitty”和“夏威夷黑皮kitty”，爆发出阵阵尖叫。
风靡全球、无处不在的凯蒂猫，着实是绝佳的人类学研究样本。人类学者克里斯汀·亚诺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在1998年开设的日本流行文化课堂上开始关注这只小猫，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实地探访了南旧金山与东京的三丽鸥办公室，对凯蒂猫粉丝进行了大量访谈，写出了民族志《可爱狂潮》，她称凯蒂猫带来的影响为“粉色全球化”（原著就名为Pink Globalization），并围绕凯蒂猫的方方面面，书写了这一全球化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来说，凯蒂猫和亚诺是双向奔赴的，作为第三代日裔美国人，亚诺长期从性别、情感和国族维度研究流行文化，也和凯蒂猫共享着亚洲人的离散经验。在亚诺看来，亚洲不只是大陆和海洋的边界，而是远超于此，寄予在移民、游客、商品、歌曲和思想之上，凯蒂猫不也是如此？她一路漂洋过海，附着其上的含义也多姿多彩，展现了所有特质，却仍是一个谜。可以说，凯蒂猫的历史，就是一部亚洲离散的微观史。
亚诺刻意使用了商业化、平实的语气来写作，读起来妙趣横生也易于理解。她的写法如凌波微步，触及许多议题，但从不在一处停留太久。这篇导读希望厘清书中的主要观点，适当加以延伸并提问：我们在凯蒂猫身上，到底都看到了些什么？
纯真的讽刺，软弱的反叛：从日本少女说起
“凯蒂猫调解了我探索自我身份时的混乱状态，我喜欢凯蒂猫能把我两面都串联起来：一方面我想做个爱漂亮时尚的女孩，但另一方面，我也有点黑暗，不想被看做软弱的女性。”——19岁的凯蒂猫粉丝K. B
凯蒂猫诞生于70年代的日本，一切也要从这里说起。本书在开篇就指出，凯蒂猫和日本的少女文化是一同崛起的。“少女”这个多义的能指，既让人想起宫崎骏笔下坚韧、纯真的女孩，也想到那些泛滥的萝莉色情作品。构成这一图景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亚诺指出，以三丽鸥为代表的精美小工艺品产业，正是构建少女文化的重要一环。八九十年代，当女孩们拿着零花钱去买凯蒂猫玩具，她们就拥有了自己的声音，成为了消费主体。然而，自由游走在街头的少女们，又触发了公众对于“援助交际”的焦虑（以及焦虑下掩藏的迷恋）。就这样，一副毫不违和的画面跃然纸上：便当盒和安全套共用着三丽鸥的标志。身穿JK超短裙的辣妹们熟练地使用着这一套纯真、讽刺与挑逗并置的语法，展现出咄咄逼人的个性，只关心当下的快乐，对未来的成年责任漠不关心。
自然，我们可以用对后女性主义的批判加以解释：女性被鼓励离开家庭和工作、施展个性，而这只是一种消费主义下虚假的主体性云云。然而，事实还要更复杂一点。如果说“卡哇伊”是少女文化的基石，那么，卡哇伊的核心便是一种关系性，人们依恋和照料可爱的凯蒂猫，其实是想成为被关爱的对象。逃向卡哇伊，也就是从压力重重的成年生活中逃走，去往令人怀念的童年时光。
在日本这个“努力不再通向意义”的社会，这一点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可爱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莎伦·金赛拉（Sharon Kinsella）早在1995年就谈到，卡哇伊概念背后的思想在于，成年人被迫用一层虚饰掩盖了真实的自我和情感。然而每个人的童心并未消失，它偶尔会在人们的手势、表情中窥见。就如《可爱狂潮》中凯蒂猫的粉丝那样，“我们可以穿着阿玛尼套装，随时拿出凯蒂猫笔记本，作为一种虽小却公开的反叛行为。”这是一种安静的革命，意在谴责必须接受妥协、在群体中良好协作的社会。
这对日本女性来说尤为如此，少女们夹在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真空期，处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之外，尚且可以享受作为局外人的短暂自由，一旦长大结婚，就要面临比公司职员更具压迫性的角色。于是，她们找到了凯蒂猫这个拥有绝妙平衡的人物，既可爱又不显得无助，既性感又不卖弄风骚。卡哇伊的天真可以拨弄既有权力结构，却不至于将其推翻。
以三丽鸥凯蒂猫为延长线，许多日本流行文化都表达了这样的姿态。比如曾被日本政府任命为“酷日本”亲善大使的双人组合帕妃（Puffy），她们在名曲《これが私の生きる道》（译为：《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中高歌：“不管顺利也好完蛋也罢，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90年代开始大热的歌手椎名林檎，也曾在发布专辑《無罪モラトリアム》（译为：《无罪偿还》）时，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专辑思想：“只要一个人想要认真活下去，就一定会有无法适应社会的モラトリアム（延缓）时刻，但我想说，这样的状态是无罪的！”在构思专辑封面时，椎名想象了这样的画面：像是在紧张的法庭中间聆听判决结果，不知自己到底是无罪或是胜诉。
这等待裁决降临的时刻，用当下时兴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奥德赛时期”吧。我们期盼长大，却并没有成为体面、干练又成熟的大人。女孩们带着纯真的困惑，被塑造成世界的主人，被告知“世界是你的牡蛎”，实际上也没多少权力。那么，凯蒂猫流行至今便不是意外了。正如亚诺所写，凯蒂猫起到了过渡物的作用，为人们架起从子宫般温暖的家庭氛围过渡到干燥的、个体化生活的桥梁，成为了令人安心的存在。今天，我们也依然在靠凯蒂猫们的玩偶和挂件续命，她提供的安慰永远不够，所以我们永远心存期待，买下一只又一只。
幸福与幸福的反面：凯蒂猫的跨国流动
“你觉得凯蒂猫代表的是什么？
爱与迷恋，可爱与可怕。”——行为艺术家海生由美
凯蒂猫提供的安慰，有一个更简单的名字：幸福。幸福也是《可爱狂潮》着力探讨的主题，亚诺提请我们注意，它的本质是童年时期最简约的情感状态，不带任何成年人的复杂况味。那是湛蓝的天空、窗明几净的房间，一如凯蒂猫那大道至简的柔软面庞。
无论是三丽鸥的员工还是粉丝，他们都在书中狂热地表达着对凯蒂猫的理解：她代表真心、对生命最初的惊奇，还有希望！读者很容易被这种真挚打动，就连作者本人也在几次试探后败下阵来，她用一种犹疑的口吻采访员工：这些不是违心的说辞？不是高明的企业话术？你自愿加班但不觉得被剥削？员工闪着星星眼不停否认：不是，没有。
可是在经受过一番幸福洗礼后，书的口吻急转直下，带我们继续领略了许多反对凯蒂猫的声音。比如在摇滚乐队Smashing Pumpkins（中文世界通常称为碎南瓜乐队）看来，凯蒂猫是人工制造的甜美，与他们的黑暗审美格格不入。著名的“hello kitty藏尸案”【注释2：1999年发生于香港的一起真实凶案。一名女性受害者被数人囚禁、虐待致死，凶手将其头骨缝入一个大型Hello Kitty玩偶中藏匿，案件因此得名，曾经轰动一时。】也在书中登场，在这起恐怖事件中，没有嘴的凯蒂猫什么都不评判，成为了一个冷眼旁观者，是道德真空时代的完美符号。
这是一种“熟悉之物突然变得陌生”的诡异感（uncanny feeling），它其实击中了一种最深处的时代情绪——我们恐惧的不再是面目清晰的鬼怪，而是当边界本身失效，那些一度让人感到放松温暖的存在，比如凯蒂猫，这几年流行的“伪人”也是这个道理。顺带一提，最近大火的恐怖片《后室》和《痴迷》由YouTube网络新生代拍摄，针对的同样是这样的情绪。
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凯蒂猫，以及她在跨国流动中的角色转变是大有裨益的，细读本书就会发现，凯蒂猫的全球化过程，对很多人来说，正是从小众变得主流，最终反而变得陌生的过程。凯蒂猫的全球化之路大概可以用“出口转内销”来形容——诞生于日本，销往美国并大获成功，最后返抵亚洲。在这个过程中，亚裔美国群众对她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产生着分歧。
比如，1994年，两名亚裔美国人创办了潮流杂志，把凯蒂猫和村上隆、奈良美智放在一起，作为对抗美国文化的亚洲文化符号，那时的凯蒂猫还是与主流审美有一定距离的酷女孩。但是随着她在21世纪头十年变得随处可见，有美国日裔粉丝流露出更复杂的感伤，认为“她不再只属于我们了”，亚诺总结道：其中既有自豪和认同感，也有遗憾和占有欲。 最后，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出生在香港、成长在旧金山的女性作家安吉拉·蔡，于2010年发表了小说《凯蒂猫必须死》，讲述了一个美国华裔女性，如何夹在移民父母和旧金山本地文化的冲突中，最后把怒火发泄在了凯蒂猫上的故事：
“我讨厌凯蒂猫。我讨厌她没有嘴巴，也没有一只正常猫那样的獠牙。她不能吃东西，不能咬掉手指，不能骂人去死，不能舔自己。”
对蔡来说，过度泛滥的凯蒂猫象征着温顺、沉默和被动的亚裔女性形象，而凯蒂猫（代表的幸福）是一种非常西方的观念：它变成了一种社会要求，如果你不幸福，别人就会不高兴。
亚诺引用女性主义理论家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指出，反感凯蒂猫的群体可以被形容为“情感局外人”，如果我们发现原以为会带来快乐的事物令人失望，就会导致愤怒。进一步讲，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恐惧？艾哈迈德曾在著作The Promise of Happiness（通常译为《幸福的承诺》）中谈到何为“忧郁的移民”，“幸福”作为一种国家的殖民技术，必须先把移民看做是忧郁的人并予以收编，当他们依附于国家并在此安家，也就能获得“幸福”。而幸福地看待事物，也就意味着不去直视任何暴力和不对劲的事物。
对于蔡来说，她恰恰在别人的家里找不到家，这时，做一个忧郁和不幸福的人就是一种反抗，于是，曾经熟悉的凯蒂猫也会变得陌生，引发恐惧和厌恶，让人想要撕碎凯蒂表面的温顺，暴露出内心暴力的一面。“恐惑”的德语原文“unheimlich”，字面意思就是“un-home-ly”，“不再是家”。这种无以为家的感觉，也道尽了美籍亚裔（或者任何离散在外的群体）的心情。
眨眼之间：凯蒂猫的空白与逃逸
“作为一个设计师，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会想：‘哇，这是有人画出来的啊，这么简单，却又在简单中蕴涵着复杂。’”——三丽鸥市场部设计师丹·彼得斯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事实上，对凯蒂的爱与恨并不总能分得那么清楚，这两种情绪常常出现在同一场域，比如，安吉拉·蔡坦言曾经也是凯蒂猫粉丝，另一个名为“凯蒂猫地狱”的博客则混杂着粉丝和批评者。这几乎令人联想起一种病娇式情感，着迷和毁灭，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而且，纵使有一万种杀死凯蒂猫的方法，她也总能死灰复燃，吸收前人的批判，展露出新的锋芒。亚诺采访过的一名性工作者、女性主义活动家就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将凯蒂猫作为亚裔女性沉默被动的刻板印象，转变成予以反击的阵地。这位活动家名叫麻里子·派森，她在个人网站贴出如下宣言：
“凯蒂猫没有嘴，揽客也很难，诞生于日本，如今却由中国生产。在九年多的性工作倡议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让凯蒂猫拥有一张嘴巴。在这个意义上，凯蒂猫就代表了亚洲女性的性表达、亚洲女性主义甚至亚洲酷儿女性的声音。”
此情此景，奇妙地与20年后中国网友的发现遥相呼应了。去年，网友翻出凯蒂猫早期动画的台配版台词，发现这只小猫不仅会说话还很毒舌，她会无礼地顶撞女王，向别的猫问路时，对方说一堆废话，她犀利吐槽“今天见到的每个人都是神经病”，让大家直呼“更爱她了”。
凯蒂猫之所以能在针锋相对的象征之间横跳，时而乖巧时而乖戾，在亚诺看来，是因为她在日本本土承载了多重意义，也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不同群体的共鸣和回应。但归根结底，这与凯蒂猫的“空性”有关。
亚诺认为，凯蒂猫是一面“空白的镜子”，足以容纳一切。她援引佛教变身的玄妙思想指出，从凯蒂猫的设计来看，她线条简洁，没有嘴巴，是一面完美的镜子，不反射真实的形象，只反射人的欲求。因此，凯蒂猫总有一种无法言明的魅力。她不是用来思考之物，而是唤起情动之物，像是眨了个眼，人们看到又看不到这些意义的流转。用情动理论家布莱恩·马苏米的话来说，便是“过去与未来摩肩接踵，半实现的行动和表达像海上波浪一样出现，且大部分立刻返回大海”。海的波浪，就如同凯蒂猫的“眨眼”，稍纵即逝、难以捕捉。
三丽鸥公司对此心知肚明，也往往积极参与其中。它不太依赖广告投放，而是靠明星和粉丝的媒体曝光和联名，当凯蒂猫和Lady Gaga合作，就从这位女歌手身上获得了“具有挑衅意味的时尚酷感”。三丽鸥从不维持一个固定的品牌理念，而是让凯蒂猫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来为自己增添魅力。就“可爱酷”来说，更能说明问题的其实是三丽鸥旗下的另一个角色：库洛米，这个从《我爱美乐蒂》中走出来的反派，就被顺势推成叛逆可爱的招牌，甚至超越凯蒂猫，成为近年来三丽鸥中国区销量第一的角色。
精神分析学者斋藤环在《战斗美少女的精神分析》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漫画、流行音乐等亚文化的优势是“聚合轴的多样化”，比如，流行音乐会用多种多样的音色组织进简单的结构中，产生各种变奏，无限反复，无限更新。斋藤认为，亚文化可能无法描绘出复杂的人格，但就是因为彻底缺乏深度，才使我们不断为之痴迷。可是另一方面，亚文化越是缺乏深度、表面上看不到信息量，就越是“高语境”，外人看不到的，粉丝们只需看一眼，就能一瞬间了解所有刺激的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也喜欢凯蒂猫（或者类似的萌物），在阅读书中的访谈时，经常会产生一种“我懂”的感觉，对粉丝们的敏锐洞察报以会心一笑。而他们也在极力向作者传达这层信息。比如一名在三丽鸥商店打工的女生如此说道：“凯蒂猫不只是表面那么简单，你会跟她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很私密……不是每个人都懂你在说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吧？”
亚诺认为，这是一个“游戏”的框架，划分出知情者与非知情者的认知边界，只有理解并接受游戏规则的人才能进入其中。也因此，凯蒂猫拥有了前文所述的反叛潜力，成为了一种弱者的武器，纵观全书，喜爱凯蒂猫的人往往处在主流的边缘——女性、移民、酷儿、不那么阳刚的男性。
那么不足为奇的便是，当日本政府借由“软实力”和“酷日本”的名号，希望用凯蒂猫作为大使来吸引全球目光，掩盖经济衰退、国际争议等严峻问题时，凯蒂猫反而显得没那么酷了。事实上，历史已经提前写下注脚，就在2026年6月，酷日本基金累计亏损540亿日元，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其废止。
尾声：人类学者的姿态
凯蒂猫的世界纷繁复杂，资料也丰富，按说是一个好写的主题。但正因为围绕她的反思已经太多，要写出新意才格外难。而作者在书中呈现出的人类学者姿态，尤其值得学习。当她质疑三丽鸥员工对凯蒂猫的赞美是否真诚，最终败下阵来时，说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
“他们可能真的相信那个故事——‘传递一份小小礼物，拥有一个大大微笑’的友善理想，以及情绪幸福的理念——即使这会让批判者像阿多诺一样挑起一边的眉毛，满脸不信。但这种带有批判性的反应，或许更多是揭示了我们知识分子的姿态需求，而非他们的真实人生。”
确实，人类学者应当相信自己的研究对象，体会他们的情感世界，而不是将其作为再诠释的语料库。更重要的是，亚诺的受访者们头脑聪明，有批判能力，他们不需要谁来告诉他们凯蒂猫是商品，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了。甚至，正因为凯蒂猫是一个被过度消费的符号，很多粉丝才觉得她很“摇滚”，喜欢上她身上的反讽意味。那么，人类学者还应该书写什么呢？亚诺给出了一个朴素的示范：大篇幅地保留访谈原文，再把散落的碎片勾连起一幅粉色全球化图景，并诚实地标记出自己的位置。
本书写就的十几年后，我们的处境似乎没怎么变，无论是在紧缩中寻求慰藉，还是对批判理论感到倦怠、宁愿抛却这些，去珍视简单的治愈和真心。那么，接下来要问的，用亚诺本人的话来说便是——要如何用批判性思维去理解真诚的结构本身？我想，这不仅是人类学者的功课，对于所有想在当代生活里继续思考的人，都是一个无法回避，但也难以回答的问题。
书评作者介绍：
尹清露，前界面文化记者。现于东京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正在上海、杭州做田野调查，关注流行文化&人和技术的关系，偶尔也写小说。
邮箱：yin.qinglu@anthro.c.u-tokyo.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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