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刘备携民渡江是否只是政治作秀？卫青和岳飞谁NB？明好还是清好？这些讨论不只是网络上的挥斥方遒，也是社会语法的映照：以自谓高明的厚黑学和犬儒主义打底，再以优绩主义下的博弈逻辑诛心，在广袤无根的宏大比较中牧养慕强的民族主义和文明论。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对这套贫瘠史观的社会回应：历史同人女社群（史同女）的修补型阅读。不同于偏执型阅读的犬儒史观，史同女追问的是：李世民深夜翻看那本关于丧礼的古籍时，为什么会看得流泪？刘备携民渡江时，内心有过哪些挣扎？腓特烈大帝第一次与知音伏尔泰见面时，更多的是如愿以偿还是近乡情怯？织田信长遭遇本能寺之变时，内心更多是不甘还是坦然？
正如“阅读”并不只是纸面信息向大脑回路的传递，“史观”也远不止文字和谈笑背后的观念。史同女的修补型阅读伴随着一连串具身且社会性的活动：社群共建、考证讨论、寻访史迹、在建制史学停止的地方开始二创，对历史人物残缺而窘迫的真实命运共同承担。
这是“在权力的废墟上打捞爱”，也如《万物的黎明》和《石器时代经济学》这样敲打建制历史的人类学作品，是对社会语法和共情能力的修补。
作者 / 盛一诺
编辑 / 毓坤
有爱的史学
现代社会的我们，如何阅读历史？
建制史学告诉我们：历史是制度演进、权力消长、社会变迁。它追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互联网上另一种流行的“厚黑”史观则宣称：历史不过是权力博弈的棋局，英雄不过是胜者书写的谎言。它热衷揭露，并以此标榜清醒。
然而，在这两种声音之外，还有一群沉默的读者——她们被称为“史同女”（女性历史同人爱好者）。
她们痴迷于历史人物，热衷于挖掘并二次创作其故事；她们的数量以百万计，活跃于微博超话、Lofter、小红书等平台，常围绕着一个或几个历史人物，日复一日地考据、书写、讨论。在小红书，“#史同”话题已获得超3.2亿次浏览、332.4万讨论；有人一年踏上52座陵墓的寻访之旅，有人为自推的文集守在直播间抢购——售价97元的《魏文帝集全译》10分钟内售罄，出版社因此登顶类目热销榜首。【1】
在外人看来，这或许只是小众的圈地自萌。但如果我们真正走近，便会发现：这场以“爱”为名的阅读与创作实践，实则承载着当代女性对亲密关系的隐秘投射，对主流历史叙事的柔性抵抗，以及对“人如何在权力中保存自身”这一永恒命题的执着追问。
她们的故事值得被看见，不仅因为她们人数众多、自成世界，更因为她们正在用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学者塞吉维克称之为“修补型阅读”——开辟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当建制史学致力于拆解制度，当解构者沉迷于揭露虚伪，史同女们却固执地在权力的废墟上打捞爱的证据。她们用考据的严谨守护共情的温度，用二次创作的笔触修补历史的裂痕，试图回答一个困扰无数现代人的问题：在这个慕强、冷漠、把人视为耗材的世界里，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活下去？
这篇文章，便始于我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我田野。
四百年前的一张便条
日本山形县，米泽市上杉博物馆。
刚刚在没过膝盖的积雪中探访完米泽藩主上杉家的菩提寺，我的双脚早已冻得麻木。但在温暖的展厅里，疲惫瞬间被一种屏息的专注取代——我正紧紧盯着展柜里一张四百年前的旧信。
那是日本战国大名上杉景胜，写给近臣直江兼续的便条。
这是一封“折纸”书信，即将纸张横向折叠后书写。在当时的公文语境里，这种书写方式意味着随意与简略。一旁的展签也批注道：景胜在给重臣写信时，用的是郑重其事的“竖纸”，唯独给尚未跻身重臣之列的兼续写信时，用了这种无需繁文缛节的折纸，连署名都直接省去。这是上位者对绝对亲信才有的松弛感。
然而，让我心跳漏跳一拍的，是折纸旁边静静陈列着的一张洁白的“礼纸”。礼纸通常用来包裹竖纸书信，代表礼仪与尊重。而附在这封随意的折纸书信之外，则极其显眼，甚至有些怪异。
展签上写着：“这封信附有礼纸的理由尚不明确，但也正因如此，它与给其他家臣的信件差异尤为显著。”
“理由尚不明确”——官方史学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然而，对于展柜外的我，以及千千万万的“史同女”（女性历史同人爱好者，指痴迷于历史人物，热衷于挖掘并二次创作其故事的女性）来说，这些被历史学家放弃的细节，恰恰是我们拼凑出历史上具体的人及其关系的真实面貌的起点。等级森严的封建体系下，一个沉默寡言的君主，用最随意的纸张，写下了最不用见外的日常絮语；却又在封缄之时，珍而重之地为它裹上了一张代表最高敬意的礼纸。男性历史学家可能只将此视为战国大名文书形制的孤例，而史同女则在这看似不合规矩的随意与郑重的错位中，读到了一段超越君臣等级、关乎绝对信赖与珍惜的隐秘关系。一张空白的礼纸，让史同女们触碰到了四百年前两个具体的人之间，尚未散尽的余温。
这正是史同女的独特史观。当官方史学的视线越过那张无法归类的礼纸，选择用那些符合规制的折纸与竖纸去解读权力和制度的运作时；当习惯沙盘推演的历史爱好者们把历史视为残酷的权力场，将历史人物降维成战力和脑力的数值时，史同女却固执地俯下身，在浩如烟海的档案缝隙中，围绕着一两个具体的人，进行一场伊芙·科索夫斯基·赛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所说的“修补型阅读”（Reparative Reading）。她们打捞和拼凑着那些被正史视为无效信息的微言、器物和废纸，试图在冰冷的权力沙盘之外，重构出人之为人的情感尊严。
偏执与修补：历史的两种读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偏执型阅读（Paranoid Reading）曾是酷儿群体的主流阅读策略——他们带着警惕的目光审视一切文本，试图从中揭露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与权力对弱势群体的倾轧。今日流行的一种批评话语中，将男性本位的经典电影一律贴上“老登电影”的标签，或将跨越阶级与种族的温情叙事一律解构为“白人救世主”的自我感动，也是相似的实践。
然而，女性主义学者塞吉维克却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惯于从一切文本中挖掘并重复验证自身受迫害处境的偏执，虽然极具揭示力，却无力告诉我们“之后如何”。她指出，偏执型阅读将其信念置于“揭露”（Exposure），沉醉于拆穿权力结构的快感，却将读者留在一片荒芜之中。她转而提倡一种“修补型阅读”：其动机不再是怀疑，而是爱与关怀；它承认世界的残缺，却试图通过寻找并拼凑文本中某些闪光的碎片，为自身寻找滋养。【3】换言之，修补型阅读的实践者并非对文本中的权力压迫一无所知，他们只是选择把目光投向那些更能予人力量的地方。
虽然塞吉维克创造的这两个概念，最初用于描述边缘群体在不公社会中的自我保存策略，但将它们迁移至历史文本的阅读中，同样力透纸背。在当下的中文互联网历史讨论中，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史观：我分别称之为“偏执解构史观”与“史同女史观”。史观在此不止是一种观念，也是具体的阅读、充分投注情感的讨论、考证、乃至旅行等重整历史和社会意义的策略和行动。【4】
偏执解构者的兴趣是广阔的——他们游猎于不同时代、不同王朝之间，将帝王将相轮番检阅，在权力的坐标系上为每个人定位。他们乐此不疲地争论：李世民的历史地位是否被高估了？刘备是不是假仁义？腓特烈大帝与伏尔泰的友谊是真心欣赏，还是一场互相利用的政治作秀？如果本能寺之变没有发生，织田信长能否一统天下？他们的核心动作是“判断”——判断谁强谁弱、谁真谁假、谁输谁赢。【5】
史同女们的痴迷则是狭窄的——她们往往只跟随一个或几个人，从史书的字缝里追踪他们的足迹，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收集他们的真实细节。她们执着地叩问：李世民深夜翻看那本关于丧礼的古籍时，为什么会看得流泪？刘备携民渡江时，内心有过哪些挣扎？腓特烈大帝第一次与知音伏尔泰见面时，更多的是如愿以偿还是近乡情怯？织田信长遭遇本能寺之变时，内心更多是不甘还是坦然？她们的核心动作是“理解”——理解一句寻常对白的深意，理解通往已知结局路上鲜活的过程，理解那些被史书略过的、属于“人”的波澜。【6】
偏执解构者的“判断”，与“偏执型阅读”共享一种认知逻辑：即通过怀疑和揭露来确立自己的清醒，并在完成判断的那一刻止步不前。我们来看偏执解构者常做的三种判断：
一是“谁强谁弱”。这看似只是一个类似虎扑评分的排名问题，但偏执解构者们的乐趣不在于排名，而在于揭示：那个被史书捧起来的人，真有那么厉害吗？当追问“刘备到底有没有军事才能”时，他们怀疑的是那个被仁德光环包裹的叙事；当争论“李世民是否被高估了”时，他们揭下的是后人叠加的情感滤镜。偏执解构者试图把一切“蒙蔽人们双眼的、不客观的”东西都剥离，还原出一个赤裸的“真实实力”。
二是“谁真谁假”。在此，怀疑和揭露的色彩达到了顶峰：一切高尚和牺牲都可能是政治表演，所有的眼泪和慷慨背后都可能潜伏着地缘算计。这种揭露与百年前的“厚黑学”如出一辙：在军阀混战、价值失序的民国初年，李宗吾就曾宣称刘邦、刘备等英雄豪杰的道德面具下，藏着同一副脸厚心黑的面孔。而在如今信息过载、叙事通胀的二十一世纪，偏执解构者将“揭露”升级为一种从文字中侦破虚伪的智识游戏：史书的执笔人和如今称赞古人高尚的人，也许都未看清过真相，或不想让人看清。
三是“谁赢谁输”。此时，他们通常是追问架空假设下的历史结局，比如“如果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获胜，历史会如何发展”——这些假设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偏执解构史观的讨论氛围中，这类“如果”往往服务于同一个目的：揭示“胜利者叙事”的偶然性。他们想说：你们赢了，不代表你们就理应赢；你们占了史书的篇幅，不代表你们就真的强。
三重判断指向了同一个动作：怀疑既定的叙事，揭露被掩盖的真相，并自诩冷峻地勘破了历史运转的残酷、冷漠与虚无，从而标榜上一种近乎俯视的智识优越感——“看，我才是那个不被虚伪历史愚弄的聪明人”。
这种对于被愚弄、被欺骗的绝对提防，植根于互联网上的雄性气质博弈。在雄竞式的史学讨论中，“成为更聪明的那个人”比欣赏品读历史更重要；发自内心地赞美某位英雄，很可能会被意见不同的他人视为“被后世宣传洗脑”；而承认自己曾被某位历史人物真诚地打动过，甚至会触发内心羞耻的警报。为了维护身份的安全感，偏执解构者们把自己锁进一身名为“怀疑”的无坚不摧的盔甲，去审视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然而，这身盔甲在抵御羞辱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去感应历史体温的触觉。
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曾指出，人的生活通常受两个基本目标驱动：一是最小化消极情感（别让我丢脸，别让我受苦，别让我被骗）；二是最大化积极情感（让我感到快乐、爱、希望与惊喜）。在健康的生命逻辑中，两者本应取得动态平衡。但偏执（Paranoia）却让第一个目标彻底垄断和吞噬了第二个目标，也让偏执解构者把“别让我丢脸，别让我被骗”定为了自己的首要任务。【7】
塞吉维克分析道，偏执者极其抵触“坏意外”（Bad Surprises）。对于酷儿等边缘群体来说，这是因为那些“坏意外”是切切实实可能降临的暴力、歧视与死亡；而对于偏执解构者来说，这是因为任何意料之外的幻灭，都被他们视为智力上的羞辱。为了杜绝羞辱，偏执解构者宁愿预先否定掉所有的“好意外”，在所有的历史温情面前竖起一道“厚黑学”的防御盾牌。我们不妨看一些典型的三国讨论：刘备携民渡江可以被诠释为“一场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政治渣男show”；白帝城托孤也可以被解构为“对诸葛亮的政治试探与道德绑架”。【8】在他们的逻辑里，预设“刘备是假仁义”是一种最稳妥的投资：如果日后有其他史料揭露出刘备的伪善一面，他们便能以“早看穿了”的胜利者姿态免于受辱；如果刘备真的仁义，他们也并无损失。这是一种以生命力的干涸为代价换取的智性安全。
与之相对，史同女则通过修补型阅读，专注地实践着“最大化积极情感”的策略：她们的目的在于获取爱、快乐与希望的滋养。因此，她们知道历史的复杂与灰暗，却依然勇敢地迎接每一个“好意外”和“坏意外”。她们会说：“即便刘备后来干了坏事，但我此时此刻被他的仁义打动，这种快乐是真实的，我愿意承担未来可能被‘羞辱’的风险。毕竟，我从一开始就没被邀请进入、也并不打算参加那场关于谁比谁清醒、谁比谁硬核的雄性气质争霸赛。”
为剖析偏执型阅读的局限，塞吉维克曾引述过她的朋友，社会活动家兼学者辛迪·巴顿（Cindy Patton）的一段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HIV病毒究竟是否是美国军方人为蓄意制造或传播的猜测甚嚣尘上。然而，当塞吉维克急切地向巴顿请教她如何看待这些阴谋论时，巴顿却冷静地回答道：
“我实在很难对这些阴谋论提起兴趣。我的意思是，即便我们确证了这场阴谋里的每一个要素：确证了在美国眼里，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命如草芥；确证了同性恋者和吸毒者即便不被主动仇视，也被视若蝼蚁；确证了军方在蓄意研究如何屠杀那些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平民；确证了当权者对可能的环境与人口灾难性变化冷眼旁观——就算我们对这一切都确信无疑，那又怎样？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原本不知道的事呢？（What would we know then that we don't already know?）”【9】
这段回答的力量在于，它揭示了偏执型阅读匮乏的生命力：仅仅重复地揭示已知的压迫，并不能让我们获得自由。偏执的目光永远盯着“谁是敌人”“谁在欺骗”，却在这永无止境的揭露中，丧失了追问“然后呢”“怎么办”的能力。
类似地，史同女可能会如此向偏执解构者发问：
“即便我们确证了历史只是用仁义包装贪婪、用道德粉饰冷酷的游戏：确证了史书的执笔者只是被情义和立场蒙蔽的刀笔吏；确证了所谓的名臣将相，只是在吃人的制度里分一杯羹的投机者；确证了戚继光对张居正的肝胆相托只是站队投资；确证了岳飞的‘天日昭昭’只是最后一次卖惨营销；确证了所有让我们动容的牺牲，都可以被写成一句轻佻的地狱笑话——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原本不知道的事呢？难道世界是冷酷的、权力是贪婪的，这种事还需要你再一次向我证明吗？”
偏执的、解构的凝视，或许能提供一些廉价的智力优越感，却无法带给我们任何超越绝望的新知识。相比之下，史同女的修补型阅读，正是从荒芜的尽头开始的。她们试图回答一个偏执者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黑暗、冷酷、贪婪的废墟中，在这个权力异化一切的世界里，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活下去？”
在权力的废墟上打捞爱
史同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非通过逃避来完成。重要的是逆流而上，直抵权力最灼热的中心，在那部由帝王将相构筑的冰冷政治机器内部，开始了一场关于“人”的阅读和打捞。
然而，女性视角与帝王将相两者之间，本就存在天然的张力：在跨越千年的历史书写中，女性与普通人曾被严丝合缝地排斥在帝王将相叙事的外围。于是，在那个激荡的革命年代，帝王将相曾作为剥削阶级的符号被彻底清算：历史的主角被置换为人民群众，帝王将相的历史让位于农民起义的历史；一切关于旧权力中心的私人情感，都被视为必须剪除的温情主义赘肉。
到了后革命时代，当帝王将相作为一种审美资源和权力传奇重新回归大众的文化消费视野时，一种以仰望和代入强者为乐、对权力的代价视而不见的胜者心态也随之复苏。出于警惕，历史学家王笛就曾呼吁启蒙我们的历史观，告别帝王史观和英雄史观，关注历史中的普通人，因为“只关注宏大叙事，人们就只会从国家大视角去看问题。似乎只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则无论采取怎样的方法、个体付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非常有害的历史观。”【10】
吊诡的是，正是这些始终被排除在权力叙事之外的普通女性，成了帝王将相最痴迷的读者。史同女展现出一种极其独特的主体性：既拒绝了偏执解构者的冷酷，不愿将帝王将相简化为权力的操盘手；也摆脱了革命时代的偏激，不再对历史人物进行符号化的清算；更同时消解了王笛所写的担忧，她们并未被帝王史观驯化，更未被宏大叙事淹没。
这一女性的史观在阅读史上多有回响。学者伊丽莎白·赛格尔（Elizabeth Segel）观察到，尽管出版商极力划出“男孩读物”（如冒险、英雄）与“女孩读物”（如言情、童话）之间的性别藩篱，但这种藩篱似乎只对男孩生效，而女孩们从未服从。她们从维多利亚时代起就热衷于“掠夺”男孩们的书架，阅读战争、探险和英雄故事。但她们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阅读这些故事。【11】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评论道，这种客场阅读的行为，反而让女性习得了一种独特的生存策略：她们学会了在反映男性叙事趣味的故事中寻找自己的愉悦，“学会了如何将注意力从叙事的中心转向边缘，如何从边缘处重拾自己的兴趣，学会了如何在解读过程中搁置作者的声音，将自己的声音提到最前。”【12】
于是，当史同女进入帝王将相的历史时，一场叙事夺权便发生了。她们拒绝以权力的逻辑代入中心，而是带着那种被权力长期放逐而磨砺出的“边缘视角”，在最残酷的政治机器内部，精准地辨认出那些未被权力异化的瞬间：一个君主对臣下多余的礼纸，一个权臣在病榻上写的诗，一个革命者对女性朋友的贴心和关怀。
哪怕这些瞬间未曾换来男性叙事推崇的“成功”——哪怕上杉景胜和直江兼续的君臣相得没能挡住幕府的削藩，哪怕张居正的呕心沥血没能让他免于死后的恶名，哪怕罗伯斯庇尔的赤诚没能帮他逃过冰冷的断头台，但只要史同女通过最严谨的史料考证，确认了那份未曾掺假的信任、那次拼尽全力的守护、那份超越了阶级与利益的爱意真实存在过——史同女会说，那就够了。【13】她们不是在崇拜权力，而是在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寻找权力无法触及的东西。她们把这种东西叫作“爱”。【14】
这种关于权力与爱的辩证，不仅存在于对历史的阅读中，在另一个与史同女存在大量交集的亚文化群体——耽美爱好者中，也有高度相似的体现。戴锦华曾分析过中国耽美小说的一个典型叙事母题：以极端的权力暴力作为开端，遵循“施暴者虐受害者（虐身）→受害者虐施暴者（虐心）→真爱达成”的固定模式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施暴者逐渐被真爱所俘获，陷入迷惘；受害者则被施暴者的转变所感动，最终“爱”成为结局。这个叙事看似在复制权力逻辑，却在终点处让爱钻出了权力的裂隙。她于是发问：“爱或者情感成了唯一一个不能被完全收编，不能完全被收归到权力逻辑内部的一种可能，所以，爱是不是成为我们最后的机会？”【15】
在权力几乎无远弗届的世界里，“爱”是否成了唯一无法被收编、被异化的东西？耽美爱好者的虚构性创作，和史同女的修补型阅读，或许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回应这个问题。如果说耽美爱好者创作的、在极端权力想象中生发出爱的文本，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未被权力完全异化的关系”，那么史同女从严酷的权力机器中打捞的、满溢了爱的史料碎片，就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未被权力完全异化的瞬间”。前者用细腻的叙事说明“这是可能的”，后者用严谨的考据证明“这是真的”。耽美爱好者创作的文字不会化为现实，史同女打捞出的碎片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它们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它们让我们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活下去，是可以有理由的。
史同女们修补型阅读的本质，或许是一场自救。在这个同样慕强、同样把人当做系统耗材的现代社会里，她们借由修补古人的执拗与深情，缝合自己内心的伤口。因为确认了曾有人在那样严酷的绝境中真实地活过、热烈地爱过，今天的她们在面对这同样冷酷的世界时，或许就能多生出一分拒绝麻木、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对真实命运的共同承担
为了留住这份给予自己勇气的微光，史同女们不甘心让那个人只作为史书上一个干枯的名字存在。于是，她们尝试落笔，展开二次创作，试图看清那些被史书中寥寥数语略过的年华里，所爱之人具体的深情、喜悦、困顿与挣扎。
长期以来，历史“二创”被诟病为一种虚无主义的意淫。这种成见并非空穴来风——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影视剧，都在消费逻辑的支配下，对历史人物进行了脸谱化的改编：或为了感情线的流畅，将城府深沉、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简化为为爱痴狂的偶像剧男主【16】；或为了成全主角“高大全”的形象，将复杂人物的争议与污名，全盘推卸给他人的阴谋与构陷。【17】这种改编不关心古人原本在想什么，只关心“这个人物能为我的剧情冲突贡献什么”。
史同女的创作则表现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执拗。如果历史人物的形象可以被轻易意淫和改编，那么她们苦心寻找的“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未被权力完全异化的瞬间”就将失去意义，那份从中获得的自救与慰藉也无从谈起。在她们看来，这份自救与慰藉，比那种爽文化的、或将人物降维成标签组合的“数据库式”的消费【18】带来的一时快感要重要得多：因为快感源于对真实世界的短暂逃避，而慰藉则源于对真实命运的共同承担。于是，她们选择尊重历史人物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在史同女的语境下，本真性指的是历史人物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主体，在其特定时代背景下所生成的不可篡改的精神内核和行为特点。为了守护这份完整，她们承认他的复杂，接纳他的弱点，也坦然直面他那被制度死死卡住的悲剧命运。
正如一位史同女所言：“通常我们接触到的最外围、最公知的资料，是充满了修饰和幻想的，正因为有了这些幻想的加成，它才会被人们喜爱，才能够得以流传。但在搞史同的过程中，你会逐步亲手打破这些或许曾经吸引你的浪漫神话……因为未知和幻想爱上一个东西，这是第一层。已知的事实打破了幻想，这是第二层。而在幻想被打破后，既知道事实，又仍保留着幻想，这是第三层。”【19】一位史同创作者关于创作伦理的宣言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我们笔下的人物，不是凭空捏造的纸片人，不是可以随意解构、消费、娱乐的符号——他们是真实活过的人，有血肉、有立场、有一生的功过与是非，有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底线……我们可以解读、可以共情、可以想象，但不能篡改底色、消解真实、践踏他们的人生与名声。”【20】
这种对他者本真性的敬畏，直接落地为一种极为硬核的学术姿态：考据。为了不让跨越千年的共情沦为自欺欺人的幻觉，她们必须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为所爱之人的每一处情感转折、每一寸日常喜好寻找证据。
在外人看来，史同女对考据的执拗似乎与正统史学研究别无二致。然而，当我们将这种出于私人深情的追问，与史学的考据逻辑放在一起观察时，便会发现两者在目的地上的奇妙分歧。
近代史学大家中，陈寅恪的考据极具特色且影响深远。其考据“不避琐细，但决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季羡林语）。诚然，正统史学的考据中，每一次细节的追问，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更大的论证。研究者需要在考据前后自证其公共价值：考据清楚这个细节，为什么重要？它对我们认知历史有什么帮助？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往往是历史学家们关心的那些宏观问题，如制度演进、权力消长、社会变迁、文化兴替。【22】
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曾就《琵琶行》末尾“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展开考据。他试问：白居易作为上州江州司马，按职事官是五品，本该着绯色，为何却穿了最低级的青衫呢？原来，唐代服色不看职事官，只看散官（阶官）品级。元和十一年时，白居易的散官是将仕郎，品级是从九品下阶，是最低一级的文散官。因此，只能着青衫。【23】
如此，正统史学从一个琐细的“青”字入手，钩沉地理志、职官志、舆服志，揭开了唐代官制中职事官与散官的复杂关系，以及服色制度的运作逻辑。这正是“小中见大”的典范：一个字的考据，照见了一整套制度网络的真实面貌。
但如果是喜欢白居易的史同女，她读完这段考据后，大概会继续追问：他做着五品官的事，却穿着九品官的衫——那一刻他站在江边，听着琵琶声，流着眼泪，心里想的是什么？是自嘲？是委屈？他是不是有意用这个颜色来标记自己不属于这里的孤独？
陈寅恪的考据和论述终止于“将仕郎着青”——结论达成了，制度的真相澄明了。而史同女的考据和二次创作，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她会记下陈寅恪的这个结论，会去大量阅读关于那个时代的风俗和制度的记载，去反复咀嚼史书上记述白居易的寥寥数语，去读他贬谪前后写的那些诗，去翻他在待罪之时写给元稹的长信，会通过想象与写作，试图修补出那个秋天晚上的他——不是作为“唐代诗人白居易”，不是作为“江州司马”或“将仕郎”，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四十四岁，面瘦头斑，穿着不对的衣服，流着不该流的眼泪，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听一个不属于他的故事。修补完成后，他就不再是纸上的名字，不再是一个可供分析的文本，而是一个复杂的、真实的、曾经像她一样在世界上孤独过的人。【24】
史学追问“制度的真相是什么”，史同女追问“具体的生命是何种样貌”。两者都需要考据，都需要严谨，都需要对细节的执拗——但它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前者走向拆解，后者走向修补。历史学家必须将具体的生命裁切为功能性的标签，视其为制度矩阵中的标本或时代转折处的注脚，方能自证：这一细节的解析，究竟为人类的集体认知补全了哪一块重要拼图；而史同女们无需面向学术共同体自证，她们只需要向自己确认：弄清楚这些之后，我在意的那个人，确实离我更近了。【25】
史同女的这种考据、拼凑和二次创作，精准体现了修补型阅读的内核。赛吉维克指出，修补型阅读的欲望是添加性的（Additive）、累积性的（Accretive）——它不像偏执型阅读那样削去一切可疑的枝叶，而是不断拾起碎片、不断叠加细节，试图让那个破碎的形象重新变得丰盈。修补的冲动源于一种担忧：它担忧身处的这个世界不足以滋养自己、甚至与自己的生长为敌。因此它想要组装（Assemble）并赋予丰盈（Confer Plenitude）给一个客体，一个完成后将有足够资源回馈给那个“尚在形成的自我”（Inchoate Self）的客体。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曾给这种修补的过程赋予过一个名字：爱（Love）。【26】
这一“添加性”特征，恰好可以用来回应一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当史同女“嗑CP”——即为历史人物添加虚构的浪漫关系时，她们是否侵蚀了历史人物的本真性？如果我们深入史同女的创作逻辑，会发现这种“添加”往往并不以牺牲真实为代价。不同于那种为了迎合叙事期待而抹去人物复杂性、将人物降维为单一符号的“减法”书写，“添加”并不抹除任何已知的史实。它尊重史料确认的骨架（如生卒年份、重大事件、公认的性格弱点、与他人的远近亲疏），仅是在那些被正史忽略或压抑的缝隙中，填入一种合乎人性逻辑的情感可能。这种可能也并非“友情”与“爱情”的简单两分，而是一道漫长的光谱：从深切的信任与欣赏，到肝胆相照的守护，再到更亲密的浪漫关系，其间并无截然的断裂。【27】史实所限定的框架，只是这道光谱不被允许延伸至违背人物底色的方向；而在框架之内，将一段关系定位于光谱的哪一处，都是可以成立的解读。在知己相惜的欣赏里可能生长出更深沉的渴慕；在君臣之谊的底色上也可能存在更炽热的情感共振。这种补充从未删除真实，只是在真实的脉络上接续情感的可能性。由此，浪漫关系的添加没有剥夺人物的历史厚度，反而赋予了其情感维度的丰盈。
这种对“添加情感可能性”的实践，在史同社群内部经常以一种极具张力的自嘲形式表现出来。史同圈内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meme：当被问及“我们努力查阅史料、考据细节、分析人物是为了什么”时，史同女的回答是“为了严谨地给死人造黄谣”。
乍看之下，用“造黄谣”这样带有冒犯性的词汇来描述自身创作，似乎有悖于前文所述的“尊重人物本真性”。然而，这种修辞恰恰折射出史同女群体清晰的伦理自觉与边界意识：
首先，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反讽与话语挪用。史同女深知，在男性主导的历史讨论空间中，她们的情感投射与同人创作极易被斥为“篡改历史”。于是，她们主动抢过外界最具恶意的标签，将自身行为“污名化”乃至“狂欢化”，以此提前消解外界的道德审判，以退为进地守护社群的自主性。
其次，meme中“严谨地”三字与其所修饰的行为构成了强烈反差，恰好点明了史同女实践的真相：即便最终产出在主流目光中是荒诞或僭越的，其生产过程也必须恪守最严苛的学术规范。这印证了前文的判断——她们不让创作逾越人物的底色，只在史实确认的骨架与缝隙中，填入合乎逻辑的情感可能。
最后，坦然承认自己在“造黄谣”，恰意味着她们从未失去清醒：她们深知自己所补充的情感元素属于二次创作的“添加”，而非可以等同于史书的“原本”。这种清醒证明了她们并未沉溺于幻想，也不曾将想象僭称为历史。她们知道哪里是史书的句号，哪里是同人的起点。
上述所有的考据与二创，无需如建制史学那般服务于某种更宏大的意义，需要通过理解和修补，让一个破碎的客体重新变得完整，并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的内心也得到某种安放。那个在深夜修补白居易的史同女，或许也曾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感到孤独，或许也曾穿着不对的衣服、流着不该流的眼泪，或许也曾在某个深夜，因为另一个人的故事，感到自己被理解了。当她从她亲手修补出的形象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时，那个形象便开始反过来滋养她、慰藉她。那个被赋予了丰盈的客体，终于有了资源回馈给那个尚在形成的自我。
结语
回到文章的标题：史同女们如何开启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她们不像正统史学那样，追问“历史如何运转”——制度如何运作，事件如何发生，思潮如何涌动；也不像偏执解构者那样，追问“赤裸的真相到底如何”——谁强谁弱、谁真谁假、谁赢谁输。
她们不再问“历史是什么”，而是问“历史如何与我共鸣”；她们不把历史视作供人认知、评判、剖析的对象，而是视作可以与之建立情感连接的资源，视作认同、慰藉与爱的来源，视作可以反哺自我的存在。
幸运的是，那个被史同女们修补的对象，在被封进冰冷史册之前，或许也曾带着一身未被异化的体温，向不可知的未来投去过惊鸿一瞥。
白居易并不知道一千二百年后，会有一群女性为他翻书，为他祭扫，为他落泪，为他写下遥相唱和的文字。
但他曾在《与元九书》里写过：“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
他猜对了。
爱他的人，果然来了。【28】
补记
书写至此，我必须保持一种观察者的诚实。深谙中文互联网亚文化生态的读者或许会指出：你把史同圈写得太高尚、太“干净”了。
不可否认，在标签化、模板化的时代，史同圈正经历着一种“皮套化”趋势。许多人开始对历史人物进行数据库式的消费，他们不在乎古人的本真性，只专注于简单粗暴地从人物身上提取特定的人设元素，完成快节奏的情感代入。
但我之所以未在正文中将此种趋势作为定义该群体的底色，并非出于某种天真的滤镜。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提出“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方法——通过提取事物最纯粹、最典型、最能反映其精神本质的特征，来对其加以认识。【29】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描摹的“史同女”，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类型：若要理解“史同”作为一种独特史观的贡献，我们必须回溯到那些坚持考据与共情的深度实践者身上。也只有理解了理想类型下的史同女，我们才能理解今日“皮套化”趋势下的史同社群。【30】
除了研究方法上的考虑，这也是我主动的伦理选择。我始终坚信一种类似于自我实现预言的逻辑：如果我们只盯着废墟上的乌烟瘴气，这片土壤终将彻底沦为垃圾场；但如果我们像凝视艺术品那样去勾勒它的轮廓，它或许就会生长出我们期许的模样。这一描摹，也是我的修补型阅读。
在这个“万物皆可消费”和“爱欲之死”的时代，我们太容易滑向那种用自我投射去吞噬他者的狂欢。正因如此，我才觉得更需要用文字把这群“因为爱，所以求真”的史同女定格下来，记录下即便在这个时代，我们依然可以笨拙而执着地，去爱一个具体、残缺而真实的人。
注释:
【1】“一年52座陵墓”参见：卡思数据. (2026年2月2日). 一年上了52座坟， “史同女”攻占小红书. 微信公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iYsUPdVarCwgLZf8CLwhgg. “《魏文帝集全译》10分钟内售罄”参见：周海宁. (2025年5月12日). “史同圈”让图书变成“谷子”. 出版人. https://www.epuber.com/2025/05/12/51345/.
【2】文中所述观展经历源于米泽市上杉博物馆2026年特展：国宝「上杉家文書」の世界Ⅷ 上杉氏からの手紙 謙信・景勝・家臣たち（国宝“上杉家文书”的世界8：从上杉氏发出的信件：谦信、景胜与家臣们）。特展禁止拍照，因此笔者未能留下实拍图。值得一提的是，上杉家文书（涵盖2000余封从镰仓时代至江户时代的古文书）的一大特色在于：绝大部分信件并未被后世改装成挂轴或卷轴，而是保留了作为“书信”原件的折叠与封缄状态。正是这种对历史物理形态的完整保存，才使得四百年后的我们得以窥见：当年的一封日常便条，曾被怎样郑重其事地裹入了礼纸。
【3】Sedgwick, E. K. (2025). Paranoid Reading and Reparative Reading, or, You're So Paranoid, You Probably Think This Essay Is About You (2003). In Close Reading and Its Alternatives (pp. 274-296). Routledge.
【4】 Radway, Janice A.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Boyarin, Jonathan, ed. (1993). The Ethnography of Rea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eri, Niloofar. (2021). Say What Your Longing Heart Desires: Women, Prayer, and Poetry in Ir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参见虎扑社区《李世民的历史地位是否被高估了？》（https://bbs.hupu.com/637718416-2.html）、《刘备是否真的是假仁假义？》（https://bbs.hupu.com/627386804.html）以及知乎《若没有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真能一统天下吗？》（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1145013/）等帖。这些问题的共同结构——判断强弱、真伪、输赢——正是偏执解构史观的典型发问方式。
【6】正文中“李世民深夜翻看那本关于丧礼的古籍时，为什么会看得流泪？”的追问，其素材来自小红书用户@凤凰于飞 的帖子《李世民有哪些可爱的一面》（http://xhslink.com/o/9wAGdupj50p），部分摘录如下：他炫耀书法，大臣争抢时不慎踩上龙椅，他不但不罚还为之开脱；他规定出差不得吃肉，有人偷吃鸡肉，他便说“鸡肉不算肉”；吃西瓜时想起已故多年的战友杜如晦，痛哭一场，命人将西瓜送到坟前；他看书常共情，读到忠臣无辜被杀会放下书叹息，阅读丧礼典籍时会潸然泪下。
这些细节无关帝王功业，也无法被纳入政治权谋的分析框架。偏执解构者不会在意这些细节——他们更热衷于计算李世民的战功、质疑他的仁德、拆解玄武门之变的权力逻辑。而史同女却愿意俯下身，将这些温柔、率真、高共情的碎片小心拾起。在这些被权力叙事遗落的角落里，她们触摸到了一个活的、会笑会哭会急躁的李世民。当偏执解构者忙着揭露“李世民不过是个被过誉的暴君”时，史同女已经从他的眼泪中，读出了比权力更长久的东西。
类似的在权力逻辑之外打捞人性微光的“萌点”梳理还可参见小红书帖子：《求此男萌点，希望多点正史向🥺》（http://xhslink.com/o/56ymTCsliaw），《突然发现很多史同女喜欢罗伯斯庇尔》（http://xhslink.com/o/8ESEx5VI2zl）,《耽美都写不出的首辅✖️将军の纯爱》（http://xhslink.com/o/5kslfEyXoWO）。
【7】Tomkins, S. (1963). 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 Volume II: The negative affects (Vol. 1).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8】参见虎扑《携民渡江——一场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政治渣男show》（https://bbs.hupu.com/55677542.html）、《没想到历史人物也有饭圈？就说了下刘大耳朵称不上仁德就惹了马蜂窝！再惹一下：刘备就是个背信弃义的虚伪小人！》（https://bbs.hupu.com/635880403.html）等帖。
【9】同【3】。
【10】王笛. (2025). 我们需要一个历史观的启蒙吗？. 读书, (02), 21-29.
【11】Segel, E. (1986). As the twig is bent...': Gender and childhood reading (p. 165). Gender and Reading; Essays on Readers, Texts and Contex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2】Jenkins, H. (201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Routledge.
【13】此处可参考一位史同女（Lofter用户@花花腿肉商）基于上杉景胜与直江兼续故事创作的同人小说《常夜》（https://zishouge.lofter.com/post/3c0d9a_1033dfc9）。小说处理的是一段在权力逻辑中堪称失败的历史：关原之战后，上杉家遭到德川幕府大幅减封，从一百二十万石的大名跌落至三十万石，自此退出权力角逐的中心。而关原之战的导火索，正是以家臣直江兼续之名发出的《直江状》。
面对自己所珍爱的历史人物的这般惨痛历史，作者没有因结局黯淡而移开目光，也未在二次创作中试图改写历史、赋予角色更“圆满”的收场。相反，她留在那片权力碾过的废墟上，以沉重的笔触描绘了减封的残酷后果——景胜的抑郁、白发、闭门不出；但与此同时，她又细腻地呈现了在这场重创之后，两人如何在对彼此爱意的确认中获得心灵的安顿，最终携手重建家园。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实允许的框架内，她还构想了一个权力与爱对峙的时刻：德川家康以保留九十万石领地为条件，暗示景胜交出兼续的性命。景胜断然拒绝，被家康嘲笑“你被无聊的感情束缚了”。景胜却在兼续向自己请罪时说：“我并不认为，爱成为了我的束缚。相反，爱是我的力量。爱的力量支持着我在乱世中挣扎求存，也支持着我在荒唐可恶的上方指令下不至于崩溃。”这种选择本身，便是爱在权力面前留下的坚硬痕迹。
在确定无疑的失败面前，作者固执地追问：即便惨遭削藩，景胜与兼续之间是否真实地存在过超越利益与权力博弈的爱意？当她通过创作，在史实的骨架上接续出这种情感逻辑的合理性时，答案便已成立。而这份确认，就足以成为读者在自身困境中继续前行的理由。
【14】此处可参考一位史同女（微博用户@勃兰登堡乡间漫游）对普鲁士王子腓特烈（后来的腓特烈大帝）与大臣之子卡特故事的解读（https://weibo.com/6520745941/QDimFmIRR）。1730年，年轻王子腓特烈不堪其父亲、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虐待，与挚友卡特密谋出逃。事败后，卡特被国王判处死刑。国王要求王子全程观看卡特的受刑，意图用挚友的鲜血击碎儿子的意志。王子悲痛至昏厥，卡特则从容赴死，并留下了著名的遗言：“我亲爱的王子，我怀着一千种喜悦为您而死。”
@勃兰登堡乡间漫游 写道：“暴力能取得一瞬间的胜利，爱却拥有更长久的统治。”“FW（腓特烈·威廉一世）以为他胜利了，但他没有，因为爱是不能被毁灭的；他可以杀死Katte，但Katte的爱却会永远保护那个他憎恶的儿子，在心里，在他无法触及，可能也从未理解过的地方。”在权力逻辑中，处决的目的是驯服与威慑。但史同女在进行修补型阅读时，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暴行中无法磨灭的爱——卡特交付的信任与守护，没有被国王的刀锋斩断，而是铭刻在小腓特烈的内心，守护了他日后爱人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她还写道：“常有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在经历过那样地狱般的童年后，为什么日后腓特烈还能保有一颗完整的心，和爱人的能力。我想说那是因为他被毫无保留地爱过呀。那份爱守住了FW最想毁掉的东西：他内心深处那一部分柔软、善感、渴望自由和被理解、渴望亲密连结的自己。”这段解读与本文开头的“礼纸”之谜形成了互文。两段材料都指向建制史学的困境：建制史学面对那张包裹便条的礼纸时，以文书制度和军政叙事加以对照，无法解释其出现的原因；面对那场血腥的处决时，则聚焦于权力的惩戒与震慑，因而无法解释腓特烈何以在创伤后仍保有完整的人格与情感能力。这恰恰揭示了史同女修补型阅读的潜在学术价值：她们将礼纸解读为制度无法编码的珍重，将处决事件中留存的情感痕迹解读为比暴力更持久的力量，从而为建制史学视为无解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补充性的解释路径，也为我们理解历史中的行动者打开了一种侧重于情感和关系的阐释空间。
【15】海螺Caracoles. (2017年3月12日). 戴锦华：后革命的幽灵种种. 微信公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z1xArgoA6kSbeUX7ny3Ug.
【16】如对2011年的现象级历史穿越剧《宫》，就有网友评论：“八阿哥这个角色塑造的一般，他的人生好像只有‘爱晴川’这一件事情，一开始看不顺眼肆意捉弄，感兴趣了就想纳为妾室，女主不从就想娶为福晋。没有什么感情铺垫，突然就‘非卿不娶’了，一言不合就强吻，因为吃醋对小春、对太子喊打喊杀，甚至带兵劫刑场，与僖嫔联合谋取太子之位，算计四阿哥，都是为了晴川……编剧想要塑造的好像是一个至纯至善、富贵如浮云、名利似流水、爱情至上的八阿哥，但是细节不到位，从他对奴才的态度、对平民的态度、还有老九、老十的抱团，都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如果以为‘唯爱女主’就可以忽略其他本质，未免把观众看的有些肤浅。”（参见：豆瓣用户@yoo88 的剧评：《一盘散沙里埋着一粒珍珠》，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5617393/）
【17】如2003年的古装剧《隋唐英雄传》将历史上由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改编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在玄武门埋下伏兵袭击李世民。有网友如此批评剧中对李世民的人物塑造：“白莲花的李世民实在是我受不了，多次提到一心为民不说，单说在剧中他那么在意兄弟情多次表示对皇位没有任何想法我就只想呵呵哒了，美化至此，圣母到这地步真的将本剧逼格瞬间拉低了，作品也拉向了幼齿向，实属我认为本剧最大的败笔。”（参见：豆瓣用户@幻夜六十六 的剧评：《不完美的剧集，完美的隋唐英雄梦》，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604260/）
【18】“数据库消费”语出日本学者东浩纪。他在《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中提出，后现代的消费者不再消费宏大叙事，而是将作品拆解为一系列可供检索和组合的“萌要素”（如特定的人设标签、性格属性等），并在这种“数据库”中进行拼凑与消费。本文借此指代那种将历史人物简化为属性标签、通过“套皮”满足即时爽感的二次创作趋势。所谓“套皮”，即指将历史人物视为一层可随时替换的“皮囊”，只摘取其中自己喜欢的“萌要素”，忽略人物原有的丰富性与复杂处境，并将那些不符合其历史真实性的剧情强行嫁接其上。最终，人物只剩一层被抽取过的“皮”，供消费者投射情感，而非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人。社交平台上常被批评的“把历史人物当OC（原创角色）代餐”，即是典型。
【19】朽木发电站. (2025年6月22日). 采访100位普通人（17~30）和十四位史同女的对话. 微信公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vevjF68LMjegM_H-LKxmxw.
【20】参见小红书用户@Serein Sonnet 的帖子：《历史同人，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同人”。》，http://xhslink.com/o/6VAZslFptMc。
【21】参见小红书用户@偷吃花生的喜鹊 的帖子：《情感联结的喜悦与被误解的悲伤》，http://xhslink.com/o/9ZCx2z734TW。
【22】在建制史学的方法论中，考据微观细节必须能够回应重要的历史关切，即具备“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如季羡林曾如此评价陈寅恪对“杨玉环入宫时是否为处女”的考证：“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参见：季羡林. (2020).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1999). 见 心安即是归处. 古吴轩出版社.）这种史学规范，在英国历史学家 E.H.卡尔的名著《历史是什么？》中也有过经典论述。卡尔认为，历史学家的一大任务是“发现少数意义重大的事实并把它们转变为历史事实”，同时将海量“影响不大的事实当作非历史加以摒弃”。他极为反对那种“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如同“集邮”般的考据癖。（参见：[英]卡尔, E.H. (2007). 历史是什么？(陈恒, 译). 商务印书馆.）然而，建制史学所要求摒弃的那些无涉重大关切的微小细节，恰恰是史同女进行修补型阅读最珍贵的材料。换言之，如果是史同女去考据杨贵妃的这段隐私细节，她们的动机多半不再是为“胡汉文化交融”寻找注脚，而是试图打捞和共情一个被置于父子权力博弈中心的女性的真实处境。
【23】陈寅恪. (2001). 元白诗笺证稿.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4】例如，Lofter用户@膏销雪尽意还生 以《琵琶行》为故事背景的同人创作《江州司马青衫湿》（https://chapaofanlidehongdousha.lofter.com/post/76b816a0_34ddb724a），正是这种“修补型阅读”的典型实践。她利用史实与诗文的碎片展开了修补：在史实允许的框架内，她构想了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友人的细节、华阳观雪夜与元稹的约定、与琵琶女共忆京城生活的细节；她化用《与元微之书》的原文，让白居易听完琵琶后回到家中，铺纸给元稹写信，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怀与“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的私语交织在一起，从而将《琵琶行》中那个高度凝练的瞬间，修补和扩展为白居易一整夜的具体而动人的经历。由此，这篇创作修补出的白居易，不再只是一个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诗人，而是一个在贬谪长夜中，依靠对挚友的思念、对往昔的追忆、对生命韧性的信念，一步一步撑到天亮的、具体的人。
【25】这种将枯燥史料还原为生命体验的考据直觉，在前文提到的史同女、微博用户@勃兰登堡乡间漫游 的自述中得到了极具张力的体现。她在查阅普鲁士王子腓特烈（Fritz）被父亲囚禁于屈斯特林要塞时期的档案后写道：“今天读到fritz被关押在屈斯特林时期的账单明细，每个月、每一天都一笔笔记录在案：蜡烛费、柴火费、书信费、给教堂的捐赠、给仆人的工资......令我意识到那个我昨天才去过的荒凉城镇，数百年前曾有人在那里劳作生息，曾有个孩子在那度过了无数黑暗孤独的日日夜夜。最终留下来了什么？只有那一沓故纸，只有这残损的石阶。既然所有的一切注定要湮没——连同你我——那么人尽力活着又是为了什么？”（https://weibo.com/6520745941/QDhntCNfl）
在这段随笔中，史学与史同的分野再次显现：对于经济史或制度史学者而言，这份账单或许是研究18世纪普鲁士物价、监狱供需或王室财务的标本；但对于史同女而言，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是通往一个具体的、受苦的人的密道。她从中读到了那个孩子在荒凉城镇里度过的数百个日日夜夜的具象形态——他需要蜡烛是因为天黑了，需要柴火是因为天冷了。通过考据、拼凑和修补，她靠近了那个数百年前的灵魂，也产生了一种穿越古今的存在主义的共振。
【26】Klein, M. (2013). Envy and Gratitude: A Study of Unconscious Sources. Routledge.
【27】事实上，当史同女在谈论对这种关系的喜爱时，她们使用的语汇远比“嗑CP”要精细。常有爱好者会特意区分“CP向”与“CB向”的解读。CB意为“Combination”，泛指角色间基于亲情、友情或战友情谊而构成的关系组合。它恰好对应了光谱中可能未达浪漫爱、却同样深厚动人的区间。正如史同女们对小红书用户@佑桉 的帖子《关于古人，大家一般是CP向还是CB向》（http://xhslink.com/o/9d92gFdFVUI）的回复：“cb/p”、“总之不能把他们那种复杂的情感简单理解成爱情”，史同女们对历史人物及其关系的复杂性，有充分而丰富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她们看来，将这条光谱人为截断或强行归入某一标签，才是对历史人物情感丰富性的真正减损。因此，本文正文及注释中多次提及的历史人物之间的“爱”，不必被窄化为浪漫爱——每位作者与读者都可以在情感光谱上找到自己的理解位置。
这种拒绝将情感强行二元化（即仅分为清白社交或纯粹爱情）的实践，其意义远不止于趣缘社群的自我表达，更形成了一种对传统父权文化的锐利批判。塞吉维克曾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女性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和同性恋（homosexual）之间存在一条连续的区间（continuum），但男性的这一区间却是被严重隔断的。（参见：Sedgwick, E. K. (2015).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主流文化在男性“友谊”与“爱情”之间划下了一道禁令式的鸿沟。亨利·詹金斯则指出，以女性为主的耽美同人创作，恰恰接续了这一被文化传统强行隔断的连续区间，模糊了朋友与恋人之间那道人为建构的边界。他认为，耽美同人对性别与情感关系的重绘，对父权文化所倡导的、关于男性性向之碎片化与疏离化的观念，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参见：Jenkins, H. (201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Routledge.）
【28】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文末出现了两个看似不同的“爱”：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期待的，是“爱我诗”之人；而史同女对白居易（及元白CB/CP）所投注的，则是对历史人物本人及其关系的爱。前者指向作品，后者指向人，二者似乎并不相同。
但笔者认为此处存在两组同构关系。一是“爱其诗”与“爱其人”的同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当时人们所喜爱的不过是他的杂律诗与《长恨歌》，而他自己看重的讽谕诗与闲适诗却不被欣赏；真正懂得并喜爱这些诗作的，同时代中“独足下耳”。这些不被时俗所重的诗篇，恰恰承载着白居易的政治理想与人生志趣，与那个不愿迎合权贵、在权力面前不肯妥协的真实自我。元稹能够越过那些被权力与时尚镀金的流行之作，珍视这些不讨好、不媚俗的诗，便意味着他触及了白居易那个未被权力异化的内核。因此可以说，元稹“爱其诗”的表象之下，是“爱其人”的实质。
二是“CB/CP之爱”与“史同女之爱”的同构：史同女对白居易及元白CB/CP所抱持的爱，与元稹对白居易的爱在结构上高度相似。她们爱的同样不是他的官职或文名，而是那个在权力缝隙中保存真实情感的“人”，以及他与元稹之间那份超越功利、不被权力收编的深情。
因此，文末“爱他的人，果然来了”并非偷换概念——白居易等待的是如元稹那样，能穿越表层、真正看见和欣赏他的人，而史同女恰恰是这样的人。爱其诗、爱其人、爱其与元稹之间那种深沉的情感联结，在这里汇流为一。
【29】Weber, M. (2017).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Routledge.
【30】这种社群内部的割裂与担忧，在资深史同爱好者的讨论中时常可见。例如小红书用户@春雪归人 在帖子《现在已经有点慌了！》（http://xhslink.com/o/1hotcZZqbjM）下留下过这样一段极具代表性的评论：“现在史同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看一个皮套就爱上了磕上了正史压根不了解。。我磕策瑜十年了我还完全不敢产出就是因为以我浅薄的认知还是怕给正主整ooc。”
这段吐槽勾勒出了当前史同生态的两极图景。前半句点出的“看一个皮套就爱上”，正是补记中所指的“皮套化”与“数据库消费”趋势——将历史人物降维、剥离语境，化作可随时套用的快餐人设；然而，后半句却展现了另一种极其珍贵的、属于理想类型史同女的特质：基于对历史真实性的敬畏而产生的对二创的克制。
与一般娱乐向同人圈鼓励快速“产粮”（产出同人作品）的狂欢氛围不同，对于恪守本心的史同女而言，对古人的爱越深，越不敢轻易落笔。因为她们深知历史人物的复杂与厚重，清楚任何轻率的二次创作都可能导致对人物本真的偏离，进而沦为对那些真实存在过的生命的僭越。这种长达十年却“不敢产出”的笨拙与自持，恰恰构成了对当下快节奏“皮套化”狂潮最静默，也最深情的抵抗。
作者简介
盛一诺，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偶尔旅行。游离于学院之外，但保持学术视角进行观察与写作，过往作品多见于澎湃思想市场。毕业于清华经管学院。常驻广州。耽美作者与读者，长期关注人的工具化、爱与亏欠。
邮箱：shengyinuo@163.com；小红书号：itssy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