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2026年春节期间，伴侣不在身边，幸而有朋友搭把手，但不到两岁的孩子还是在十天里跑了两次急诊，原本可以待在日托的时间被居家护理给填得满满当当。短短两周的亲职经历，说是兵荒马乱一点也不为过，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次密集型“田野训练”。接下来几周，我的身体也开始提出抗议，因为过度疲惫出现了一些躯体化反应，好在最近才慢慢恢复。也正因为如此，一直到现在，我才终于有时间坐下来，编辑你们正在读的这篇文章。
是的，作为结绳志的编辑之一，我也是“战斗亲职”大军中的一员。
这篇《我如何走上孕产研究之路》首次刊发于《人类学视界》第35期的“战斗亲职”专号，我们之后也会转载该系列中另外一篇文章。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期专号时，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它分享出去。那种迫切，不只是出于“这是一组重要的学术书写”，而更像是一种身体的共振——一种在凌晨、在诊室、在赶着上课与赶死线之间，被反复召唤出来的经验，终于被说出来了的回响。
或许，你正在经历类似的时刻：在孩子的哭声与工作任务之间来回切换；在身体极限与责任感之间反复拉扯；在“我是谁”这个问题上，一次次重新命名自己。又或许，你并不在亲职之中，但你在某种“战斗”的处境里：一种被制度、时间与情感多重挤压的生活状态，一种必须在不完美中持续前行的日常。
在这样的时刻，阅读这篇文章，会有一种奇特的效果：它并不会提供解决方案，也不会替你减轻负担。但它会让你意识到，你的经验并不只是“个人的混乱”，而是嵌在某种更大的结构之中。
本文作者欧子绮目前任教于台湾政大创新国际学院，是一名在跨领域、国际学院工作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者，长期关注中国的城乡与迁移议题，近期开始开展东南亚移工在台湾的研究。
子绮在本文中回溯了自己的学术路径与生命历程，展示出一种并不平整的研究生成过程：怀孕、流产、生产、远距亲职、跨国移动、田野中断与重组……这些经验并非研究的“背景”，而是研究本身的条件与质地。也正是在这样的交织之中，“研究对象”不再只是他者，而成为一种带着痛感的镜像：那些移工母亲的孕产经验，与作者自身的身体经验彼此照亮，却又始终保持着无法抹平的差异。
或许，这也是“战斗亲职”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它不是英雄叙事，也不是苦难竞赛。它更像是一种诚实的书写。我们只有承认破碎、承认限制，才会使光照进那些日常生活中不可言说的缝隙。
所以，你现在读的不是一篇典型的“按语”。我更想把它看作是一场虽晚但到的相遇。至少，在混乱之后，在疲惫之中，我们终于有一点时间，坐下来，读一读彼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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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 欧子绮
原文链接 / taiwananthro.org.tw
原文发布时间 / 2025年8月
责编 / 王菁
前言
我是在大学教书的人类学者，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写作的当下，老大是小学三年级的九岁女生，老二是幼儿园大班的六岁男孩。或许我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昵称：Professor Mommy，从《妈妈教授》这本书借来的名字。「爸爸教授」似乎是想当然尔的身份，至少我们当学生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教授是男性，而其中有不少是爸爸。当妈妈又当教授，要兼顾生产育儿和学术工作，似乎是互相冲突的两件事。
2022年，我开始追踪印尼女性移工在台湾怀孕和生产的生命故事。刚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的研究计划，因为我甚至说不出来，我对怀孕和生产的研究，有过任何研究兴趣。但是，在回顾生命历程时，我才发现自己的田野经历和移工孕产及育儿研究的紧密关联。
学术妈妈降生前
我在进入博士班之前的暑假结婚，拥有孩子和家庭，一直是人生规划，但是也一直不知道怎么和学术职涯同步进行。我甚至曾经和几个台湾留学美国的博士生，成立过脸书社团「博士生了没？」。版名的一语双关，暗示着成为博士，「生」出一个博士学位，和「生」小孩，同等困难且难以兼顾。
2014年，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届满一年，我也悄悄地开启另一个计划：尝试怀孕。因为台胞证每次入境三个月的限制，我很幸运能在田野与居住地来回。那年暑假，我从台北回到北京。在这个我自以为聊若指掌的田野地点，错过生理期之后，我竟然不知道要在哪里买验孕剂。
我自以为早已融入北京郊区的贫民和工人社区，却因为疑似怀孕，发现自己的中产阶级习性。我特地去了卖场，找到了类似屈臣氏的药妆店，买了验孕剂。
田野笔记 2014/07/29
生活中的大事就是：可能有了...，有点后悔没有一次买两只（验孕剂）来试。一测完，第一条线迅速出现，以为没事，结果第二条线若隐若现，最后越来越真实，就开始全身发抖了。现在也不能怎么样，就像尚林【编注：作者的先生】说的，按照原本的方式过日子，该吃就吃、该休息就休息、不要过度疲劳就好。开始补充相关知识，也担心田野进度，不过或许是个契机，让自己能工作得更紧凑一些。[1]
我所在的打工者组织，在盛夏的夜晚举办一场露天的音乐会。七月底的北京好热好热，我在公园的入口负责担任询问柜台的工作。村子里很少有这样大型的活动，伴随着音乐声、主持人的欢呼，洋溢着热闹的氛围。已经站着好几个小时了，我一边笑着，却也觉得下腹部异常的疼痛。我想，忍一下吧，应该没事的。
我提前离开了庆功宴，回到小小的出租房，发现有一点出血，心想：「这是流产吗？」开始感到慌张，觉得应该动手写下这个过程。打开电脑，却忽然自我质疑了起来：「这应该写进田野笔记里吗？这和我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吗？」
长久以来的人类学训练，让田野工作者既以自身作为研究的工具和媒介（medium），却也倾向预设研究者的身体和智性是一台稳定运作的机器。现在这台机器发出警讯，而且是对我来说很陌生的讯息，我还该继续进行田野工作吗？
田野笔记2014/07/31 （四）休息。
这两三天都在「可能有了」的风暴里，查找资料，适应身心状况，抵抗那种过度焦虑的心情。今天只想好好休息，看了几集美剧，稍为好了一点。
接下来几天，持续有轻微出血的状况，我的不安越来越强烈。一周后的某个清晨，我决定回到台北。因为这次田野才刚回到北京不久，必须告知田野里的伙伴我得回家一趟。我和最亲近的报道人说明情况，对方像是我的大姐姐一样，非常理解及支持。
反倒是我自己开始感到愧疚。怎么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回家？如果我认同这个地方、熟悉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和他们一样，在这里看医生呢？如果没有信心在村子里看医生，那可以去大医院啊？这难道不是进行田野的好时机吗？我不就可以透过这个经验，了解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外地人，怎么在北京看医生呢？
田野笔记2014/08/06 （三）紧急回家。
打电话，买机票，走起。信用卡一刷，就出门了。在快轨上，想着自己与他们的不同，阶级和跨国境流动的能力是无法相比的。我想过就在村里的诊所照超音波，也想过去贵死人的台资私人医院，最终我选择回家。
今天特别沮丧难过，眼泪一直流，我难过的是什么呢？不确定感，为了未知的情况而担忧。
回顾这段十年前的田野笔记和经历，还是觉得当初是我逃走了。没有人这么说，但我感觉自己花了很多时间训练自己、经营田野里的身份，一直模糊处理的阶级、认同、信念，一瞬间都无法再藏匿了。一早醒来，我不想要再待在这里，我就可以买一张机票、拿出我的台胞证，回到台北。外地打工者，并非随时可以拿出三千元人民币买机票，更不说，他们可以随时拒绝继续当中国户口制度下的农民。
我如此努力的要go native，但我从来就不是他们。我只是因为有更优渥的条件，可以好好地、从容地伪装成他们，住在这个城中村里。
学术妈妈的生产与再生产
2014年底，我正式结束博士阶段的田野调查，离开北京。回到台湾，2015年初，顺利怀孕，但孕期中也开始有了新的烦恼：我应该回到纽约延续学业吗？在美国生小孩有公民权的吸引力，但是我想到要在全英语的环境下、用英文生小孩，却觉得很不安（相较之下，印尼移工在台湾用中文生产，真的太勇敢了。）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特地回了一趟纽约，住了两个月，感受怀孕和论文写作同时进行的状态。很幸运，因为哥大的医疗保险能支应大部分产检的费用，我也在哥大合作的医院进行了几次产检。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思考，到底要不要在纽约生小孩。生产和托育的安排，从坐月子、请保母、到托儿所，样样都是钱。纽约托儿所的费用，动辄半年20,000美金，远远高过我的奖学金。我的妈妈和婆婆都不会英文，就算来帮忙，也只能申请短期签证。
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我离开纽约、决定回到台北待产。肚子越来越大，抓紧时间写论文、准备生产和育儿用品。这里快转一下生产纪录：生产当天差点在出租车上生下小孩、到医院急诊室已经十指全开、完全没机会打麻药、女儿在生产过程因为吸入羊水进ICU五天，这些故事就留到下次再分享。
孩子一天天会坐、会爬，我回去纽约完成学业的计划也悬浮在空中，一延再延。在日夜哺乳、睡眠剥夺、论文极度焦虑之中，抓到一点时间，就写一点，但无论怎么写，都是断简残篇（这时候真的很庆幸生产前至少写完了一个章节）。
如果留在台湾，论文怎么办？
如果回去纽约，孩子怎么办？
我没有答案。
于是我决定做一个实验。2016年底，女儿刚满一岁，我离开她一周，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人类学年会。为了这个行程，提前一个月让她断奶。[2] 但在出发前，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毕竟从她出生以来，一路母乳哺喂，这一年，我们母女从来没有分离超过六个小时。
在台湾经历了一整年的全职妈妈生活，重新回到美国的学术环境，在人类学年会的会场穿梭，我感觉自己像是灰姑娘华丽变身。发表论文、听了报告，见了老师、朋友，参加了很多party。我突然不挣扎了。
我是个妈妈，我也是我自己，我还想探寻更广大的世界。我还不死心，我还不安分，我想要知道自己边界的极限。
我决定回纽约写论文。
此后，远距母职（mothering from a distance），对我来说不再是学术概念，而是接下来一年半里，日日夜夜真实的生活。远距亲职是家长和孩子分居两地，家长在远距离的情况下，进行亲职照顾的工作，例如透过讯息或视讯沟通、买礼物及寄送礼物、汇款给实际照顾者等方式进行。这是全世界跨国迁移劳动的家庭，最真实的处境; 从墨西哥到美国，从菲律宾到加拿大，当然也包括从印尼到台湾。分离的家庭，跨越国境，通过各种方式连结亲子关系。
博士班第七年到博士班第八年，我生活在纽约和台北两个时区。 12小时的时差，我在纽约的早晨，一边准备早餐、一边视讯在台湾准备睡觉的女儿和先生。同时砸重金尽量缩短远距亲职的痛苦，每两个月，从纽约飞回台湾，大约待两周，再回到纽约。
每次离开台湾的时候，都选择在女儿睡着的时候出发。她似乎知道要发生什么，总是乖乖地去睡午觉。等到醒来，发现妈妈不见了，她不哭也不闹，像是妈妈从来没有回来过（这段没办法写太多，每次写，每次眼泪溃堤）。
我的婆婆、先生和小姑，承担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加上我的妈妈时不时支持，完成这段跨国亲职接力照顾的工作。 2018年夏天，我总算通过论文口试，毕业典礼时肚子里还装着四个月大的弟弟，带着博士学位回到台湾。
这段过程回顾起来仿佛是平淡的过往，船过水无痕。然而，所有的远距亲职都有其代价，女儿至今还是有着分离焦虑。平时独立爽朗的九岁女孩，唯独妈妈出远门，必定要提前安抚。清早出门前要先唤醒她，如果让她起床时才发现妈妈已经出门，必定大哭不止。
在思考移工妈妈这个研究计划的时候，从一开始，我就排除远距亲职研究的取向。我给的官方说法是：相关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我大概很难提供新的学术贡献。我说不出口的是：我不敢; 做这个研究，太痛了。
要我去问这些妈妈：「孩子还不会走路，就离开他们去异乡工作，会舍不得吗？」要我问这些爸爸妈妈：「你们一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都没见过自己的小孩，会难过吗？」当然，我也可以努力设计一些听起来不那么愚蠢伤人的访纲，但我无法避免这个研究的本质，是一个令我伤心的研究。
或许我也能说服自己，因为有过类似的经历，因此更能感同身受这些移工父母的处境，但我不觉得我能真的贴近他们的处境。虽然我曾经面对和女儿的分离，但就角色位置而言，我和移工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条件和结构限制，就像我当初流产时离开村子一样。只要我愿意且有能力负担机票，我可以往返纽约和台北。相较于东南亚籍客工在台湾三年一期的劳动契约限制，我在美国维持学生身份和签证的条件限制相对宽松，甚至可以使用不少美国人无法负担的医疗保险。[3]
写作这篇没有升等点数文章的同时，我也在拼战一篇有点数的学术发表，主题正是印尼移工妈妈在台湾「近距离」育儿的经验。作为研究者，我往跨国亲职（transnational parenthood）的题目更靠近了一步，但还是刻意和「远距亲职」的研究主题保持一些距离，不碰触我自己的远距亲职创伤或焦虑。
弥漫的田野工作
2018年夏天从博士班毕业，肚子里装着弟弟，我从纽约回到台湾，回到日日夜夜的亲职实践。成为二宝妈加上担任博士后，同时在台湾找学术工作的亲职处境，发生了很多故事：博士后契约无法因为育婴假延期;在月子中心准备求职演讲（job talk）讲稿、小孩还没满月就去学校演讲;带着集乳器去学校面试，却因为找不到负责哺乳室钥匙的管理员，最后在厕所里集乳...。很多想说的故事，不得不快转跳过一下。
2020年开始在政大教书，先是疫情，后是政治情势变化，远方北京的田和野，转为微信上不真实的碎片。在迷惘、失落与懊恼之中，我尝试以印尼移工母亲为主题，探索着在台湾的田野工作轮廓。
每两周穿梭在台北和桃园之间，有时去医院陪同产检，更多时候是在中坜的移工庇护中心里酝酿研究谜题。二宝妈的田野不再浪漫，没有办法像孤狼般地义无反顾、全天候浸淫在田野里。早早催促小孩起床吃早餐，送了小孩进学校，才能从政大坐捷运前往台北车站，再坐上火车抵达桃园。回程，要算准返回台北的火车、接驳捷运，赶在六点前抵达校门口，完成两个小孩的接送工作。
每次的田野工作，都是由接送小孩的时间给定起点和终点。然而，怀孕、生产和育儿的研究，怎么可能只发生在我“有空”的时间里？于是，我陪正在阵痛的米拉去医院、进了产房，这不是大好的田野调查时机吗？但是米拉的小孩还没生出来，我就得赶火车回台北了。
访谈只能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天上掉下来的访谈也不能贪心。有一次聊太久，就这么在月台上目送自己的火车离开。因为当天预定要接小孩去看牙医，只好紧急打电话请先生请假，让他提前离开办公室去接小孩。我在月台上挂上电话，被沮丧打败了，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田野笔记2024/03/29
因为温蒂的老公下周就要把小孩带回印尼，也突然约定了要访谈她，到庇护中心已经下午2：25了。很快速，也比较有节奏地访了半个小时，最后再赶回火车站，还是眼睁睁看着火车离开。打给牙医，感受到压力，或许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但挂完电话觉得自己要哭了。为什么要让自己承受这么多压力、赶那个时间点？没有别的选择吗？我告诉自己，真的不行，就找别的牙医，没关系。做研究已经很辛苦了，不要逼自己还要迅速切换研究和亲职的角色。
一边做研究，一边当妈妈，面对的是节奏感不断被自己的亲职角色打断的田野工作。过去远距离、长时间、不间断的田野模式却烙印在身上，仿佛没有那样切换进入田野的模式，就不是真的田野工作。短时间、框定好起始和结束时间的田野、明明还有可以记录的事件就转身离开，加上语言阻碍，这还能算是田野吗？
Gökçe Günel, Saiba Varma, and Chika Watanabe（2020）会说：是的，这也是田野。他们提倡“patchwork ethnography”，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就像是拼布一样，从来都不工整。只是对我来说，连缝缝补补都感到吃力，好似针线都不在我手上。孩子、家务、教学、行政服务，各有各的花纹质地、各有各的生命力。我更像是工匠手中那块初始的布，随着时间，被不同布料，牵引过来，撕扯而去。
这篇文章以回忆自己孕产的过往，来编织自己进行移工孕产田野工作的观察和开展过程。开始书写之后，这才发现，我一直把怀孕和生产，以及多年远距亲职的创伤，埋藏得这么好、这么深。过去平整的、处理得干净漂亮的研究成果背后，实则穿插着不平整的孕产和育儿经验，千疮百孔。每每写完一个段落，竟然感到无法呼吸，需要暂时停下来，才能继续书写。成为学术妈妈的我，过去一步步的经历，不知不觉，已成为手边孕产育儿研究的景深。
注释：
[1]尚林是我的先生，两个小孩的爸爸，藉由此文感谢他一路以来支持我求学、求职和共同的亲职实践。
[2]我的受访者们，在台湾生产的印尼移工，大多不喂母乳，或是只在新生儿时期短暂哺育母乳，因为他们知道分离很快就要来临，不想让宝宝在转换照顾方式时太辛苦。
[3]因为篇幅，这里简单注记一下，同时作为国际学生和学术妈妈，并非毫无困难。 我回到纽约，因为超过博士班七年的就学年限，在第八年延长国际学生签证时差点被拒绝。 因为我在申请延长国际学生签证时，在文件中陈述我是因为怀孕生子必须延长求学年限。 申请送出后，哥大负责签发相关文件的官员，特地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电话一开头她说：「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对于你的处境不敏感，但是生小孩不是延长国际学生签证的理由，请你更改为其他学术理由。」那通电话说明了制度上不允许跨境博士生和母职两个身份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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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瑞秋·康奈利，克里斯汀·戈德西。《妈妈教授：在学术界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
Günel, Gökçe, and Chika Watanabe. "Patchwork ethnography."American Ethnologist 51, no. 1 (2024): 131-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