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学术会议往往被视为知识生产的中心舞台,但在聚光灯与纷扰的学术社交场之外,参会者们如何安放他们的身体、田野与生命经验?
作者可仔记录了自己第一次前往首尔参加人类学会议的“非正式”之旅。旅程中真正具有“修复性”的相遇并未发生在流程化、表演性的会场,而是降临在临时合租房、菜市场地下室的昏暗格子间里。一场在深夜休息室里意外展开的“采耳”与相互抚触,牵引出了被在英文学术报告中被压缩、隐匿的田野感官记忆。那些关于照护、残障与边缘栖居的微小叙事,温柔地抵抗着那种将现实转化为理论的“知识提取”。
请跟随可仔的笔触,在知识生产的缝隙中,在亲密感官的交换与触觉震动中,透过沿途中“不同世界的窗户”,去发现这趟旅程中不止于人类学的意义。
作者 / 可仔(黎越可)
编辑 / 孟竹
引言
去首尔的会议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人类学学术会议。在结绳志看到招募之后,我开始在网上发帖,寻找发言小组的成员。响应的朋友人数远远超出了预期。会议开放了“独立研究者”的通道,做各类实践艺术,行动的伙伴们也像灯光下的小飞虫一样逐渐靠近,一起思考怎样将自己的生活翻译成“学术”语言。尽管有时这样的翻译免不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词语包装,也常常需要将经验的毛边削足适履,我们仍能够在其中读出对共同发出声音的渴望。
会议设置了“独立研究者”的申请通道,一些处在间隔年的硕博申请者,在学院头衔之外进行知识生产,用研究的视角从事行动和实践,或是处于创作和研究交叉身份中的人们,选择用“独立研究者”的身份参会。尽管在议程上,通道看似开放给了所有人,而昂贵的会议和差旅费往往成为一道隐形门槛。学院中的学者通常可以在经费支持下报销注册费和部分差旅,独立研究者则缺少这样的经费支持。后者也因为不熟悉学院内部的知识网络,时常被排斥在学院内习以为常的知识交流场域之外。
为了节省住宿的开销,朋友们相约打地铺,或者四五个人挤在同一处民宿——这也是我们作为独立研究者时做田野时的日常。
三天的议程中,和参会者们一起表达、生活的经历让我感知到,即便在一个规模庞大,流程规整的学术会议中,更重要的修复性事件可能发生在会场外,延伸到与会场相关的空间中。这些空间容纳了触觉、视觉及各种感官上的修复,也使承载在我们身上的思想变得可及,生命和学术语言之间的裂痕开始被缓慢缝合。这些经验使我们跨越地理界限,通过观看去触摸未被触及的事物,去珍重在正式空间缝隙中传递出的“非正式”的感官交换。
烟台的窗户
去往首尔的人类学会议的飞机经停了烟台的天空。一颗小光点在我的头脑的地图中闪烁。掠过烟台,剩下的蓝色区域是黄海。山东半岛的形状在机舱的显示屏中像一个还未发育成形便轻轻伸展出,等待被触碰的手。将手的印记延展,跨越其中漫长的水域,飞机将云层拨开之后就是首尔。
在烟台生活的4年,我念完了我的大学本科,开始从地理学转而接触人类学。眼中的世界像初生运动的地壳,在“手”的依托中缓慢成型。那时的烟台的海岸在“山东半岛城镇化”的浪潮中,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韩资企业被吸引涌入这座小城的开发区地段,将近5万韩国人在此定居。在烟台的候机厅,人们相互说着韩语挥手分别。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在烟台租下第一个自己的房间,在实际的人生地理版图中有了一小片新天地。搬家的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准备人类学的考研。房间的租金300块,是很难得的价格,即便如此,当时仍会被租金的问题困扰,在谨慎的询问和反复的确认中最终和房东签下了一年的合同。在首尔的航班显示即将暂时停靠烟台的时候,我想象飞机上空蒸腾的气流会降落在曾经居住过的房间上的红色屋檐,在窗户留下很快被风干的水迹。
当时租下房间的动机一部分也是因为窗景。烟台房间的窗户是阁楼的三角形,隔着灰尘的玻璃被烟台夏季的特有的蓝色天空填满,旁边有一处起伏的绿色山丘。风慷慨地吹进我的房间,有时也把晒在阳台外的衣服吹到楼下,最后和躺在水泥地上的衣物重新历经一遍洗涤的漩涡。整个房子被有窗户的隔板切分成六个房间,有的房间窗户可以让人们呼吸到夏季的天空,有的房间窗户仅足够让人们在旧家具的霉味中短暂透气。我们在各自的窗户里日日夜夜准备各种各样的考试,搬家、迁徙的生活节点常常是考试当天结束的日子。不同的脸庞也会偶尔正式地打上照面,在难得放松的日子分享各自的家乡食物。依靠从窗缝溜出来的和家里人打电话的声音,偶尔传来的叹息,甚至睡觉时说梦话的声音,我们偶尔即兴地勾勒出另一扇窗户中的生活。
这些声音曾经在大学一年级六人间的宿舍被视作亲密,令人兴奋的玩笑,在隔板间中却显得有点多余和难为情。那时候我开始懂得,世界上某种对“家”的想象中,包含了对这些声音的逐渐熄灭,当墙壁足够厚实,其中的声音被完整体面地包裹在室内时,一种人生轨迹中的“家”最终成型,如同补齐一颗在讲话时总是漏风的牙齿。但住在隔板间里的我们,只能想象这样的家的六分之一,剩下的空白处的声音一直漂浮在我们透明的窗之间,好像退潮过后还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中沉积下来的海水。我们从埋头看书到吃饭睡觉的距离间,如同两栖动物不断在水边和陆地往返。

图:Google地图上的烟台与韩国
会场的缝隙:首尔的临时房间
落地首尔之后,发言小组的心语帮我们提前订好房间,办理了入住。心语也提前翻译了各处的基础设施:怎样转乘公交,韩国的纸币应该怎样兑换,如何按照地图的指示找到住处…这些像铺地毯一样的细节工作,让我在深夜时的异乡没有感到慌张。
在这处房间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之前一直线上联系的可煜和Eliza。心语关心国内中老年女性的身心抑郁经验,可煜在儿童的临终关怀机构一边做志愿者一边做民族志,Eliza则做关于国内罕见病和照护的时间性的研究。我和她们每个人都曾在线上交换过对于照护、身心残障的想象,但这是第一次借会议真正地生活在一起。我们选择进入照护议题,都源于自己和身边人显性或隐性的残障经验。商量住宿时,有人需要完整的休憩空间,有人对声音、光线和气味更敏感。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熟悉彼此的生活习惯,也不确定是否能完全照顾到彼此的休息。在紧张的会议日程里,我们的触须仍然伸展开,试探各自的身体在空间中的边界。
会议第一天结束后,人们在不同的小组讨论中奔波,接收了海量的信息,很早回到房间休息。挨个洗漱过后,可煜提议我们一起做相互按摩。她也带了采耳的工具——一种在我家乡川渝地区流行的按摩放松手法。在家乡,采耳常出现在街头或社区门店。既有本地的低收入者,也有成都周边的彝族打工者从事相关的按摩工作。采耳有时是让外地游客感到稀奇的文化,有时也被认为不洁(因为采耳工具的重复使用,人们总质疑工具在每次使用前是否被认真清洗)。总之,我从未想过采耳工具会在人类学会议的后台出现。
当可煜将不同形状的羽毛柄(一种采耳工具)轻扫过我的脸颊和耳边时,我的神经像几簇被轻轻弹拨的弦,因为信息过载而紧张的身体迅速放松下来。不同羽毛的质地,和按摩者触碰的不同位置,像不同形状的水波纹一样在体内勾勒出不同的语言。被触的时候,Eliza形容这是一种“让大脑完全放空”的感受——英语中“blow my mind”可以用来形容对事物的震撼,很多输入脑中作为“信息”的知识也像被吹拂(blow)进了一个立体的世界。我们身体的不同部位,交杂着曾经被灌入脑海的概念,开始像摇晃的风铃一样不断鸣响。过去关于照护(Care)的知识,通过它身上的结构和纹理,开始真正在此刻抚触我们。
明天的会议报告还没有写完。用英文做报告对我来说有些压力。报道人们在日常中鲜活的口语,需要转换成英文里我尚未熟悉的表达。我想到Sophie Chao 写过的,人类学理论被认为是“由全球北方‘生产’的(并为全球北方服务),其论据却常常提取自全球南方的民族志现实。传统会议中的报告也承载了这种分裂的知识形态。在短促的口头报告中,我们需要将来自不同世界的讯息压缩成为文字,最后将总结性的发言推入知识生产的滚轴中。田野中的哭泣、抚摸、呐喊和絮语,在“正式”的邀请中消隐,藏身进流程规范的幕布中。
透过和朋友们的交互抚触,我卸下一些需要在报告里提出漂亮的问题和结论的压力。我的神思偷偷溜走,想起以往和报道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在做残障劳动者的研究时,我曾去到报道人小燕 生活的上海城中村做客。小燕是一名老家在贵州的女性工人,小时候因为背部的疾病影响了生长发育,使得小燕的身形比普通人更矮小。小燕从结完婚之后便来到上海打工,至今已经十余年。某天,小燕引导我协助她洗头。因为家里没有淋浴设备,平日小燕洗头需要一只手用小桶浇水,另一只手搭着倾斜的头部。我记得她如何一步步指示我——怎样把热水和冷水混融到她觉得适宜的温度,怎样用小桶一点点给她的头发浇水,浇到什么时候为止。她用手势指引我将水桶绕过她感觉不适的背部,将水桶倾斜成固定的角度,浇到让她更舒适的靠前部位的头发上。我想到小燕如何在每个细微的动作中让我们的亲密变得可及(accessible)。
每次想到过去的田野 在不同障别残障劳动者的生活空间,在海南的城中村和雨林,在四川地震的废墟上被重新耕作的土地,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些和触觉有关的回忆。可煜说,她会喜欢更多用身体而不是思想做田野。通过采耳建立起来的酷儿亲密,我也能够触碰些许会议小组的朋友们在报告中讲述的田野记忆。此刻的休息室,我尝试在自己雀跃的身体中想象她们如何与不同的报道人缓慢地搭建起联系。皮肤的触觉传递出一种持续的鼓励:知识在与日常生活“持续接触”的状态下被锻造,并在日常实践的转化过程中被不断打磨。

图:最后一天离开房间时,我们一起留言和拍照作为留念
会场之外:首尔的窗户
触觉既可能传达一种贴近生命的关系形态,也可能携带侵入的力量,使我们反观那些在当下未曾触及的事物。触摸作为一个动词,也携带着殖民、种族和性别的层叠记忆。如果无法在实际意义上触碰,我们还可能用眼神和言语触及这些皮肤吗?用视线去触摸,或许不仅是对内容的归纳,还包含了对它们内在质地的辨别。在烟台和首尔,我也曾尝试走近这样的目光。
“你的研究是关于什么呢?”
首尔会议的会后旅行,我们和本土学者一起参观首尔的城市设计,带领我们参观的一位首尔本地女孩L询问我做的研究课题。她的英语很流畅,脸上随时带着本地人接待外地来客的礼貌和热情。
我向她讲述了研究生时期不成熟的好奇心:看到家乡的残障者在城市的边缘中生活,从小到成人一直在家中接受亲属照管,我好奇他们如今怎样走出家门,在变动的城市中栖居,她们又怎样作为人生活。低头讲述的时候,我几次撞见她出于客气而显得认真的眼神。或许不是对我的想法有丰富的兴趣,但也很仔细地在听,像小鸡啄虫一样衔住我每段冗长的句子。这样倾听的姿势让我在陌生城市里有了短暂的安心。我们在聊天中一路走过了一处首尔本地菜市场,一起品尝用肉桂和蜂蜜馅做成的甜饼。
即便彼此抱持着交流的耐心,笨拙的英语单词在首尔潮湿闷热的天气中凝结成我们头上的汗珠,最后在疲惫的沉默中消失。逛完菜市场,我们进入了有很多发光广告牌的楼梯间,来到菜市场的地下室。L帮我拎了一部分笨重的行李,还帮忙寄存到地下室的空间。
地下的走廊很长,格子间混杂了卖小商品,布料的铺面和一些艺术家工作室。本土的艺术家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用不同材料做着彩色的装置和雕塑,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放在格子间通风的位置。L告诉我们,这里的人们正计划着未来的搬迁。我们侧着身体,小心翼翼地通过窄玻璃门,进入艺术家们平时工作、休憩的地方。在帘布背后的台灯前忙碌着的艺术家们探出头,羞涩地向我们介绍日日夜夜反复打磨,浑身布满了自己的指纹的作品。和小摊贩们布满整个格子间的闪烁的瓷器,各种质感的布匹一起,这些在生活里面缝制、雕刻出来的纹路,像努力想关得严实但还是总是漏风的窗户,我总想反复像美食家面对一盘刚烤出的新面包一样吸吮其中的气息。不同的气息环绕在不透风,灯光昏暗的格子间中,有时相互退让,争吵,有时也彼此抚触和应和,甚至从地下升腾到人们行走的路面上,凝聚成生活中时刻跃动,在风中鼓胀的情感颗粒,弥散在我删改无数次的词和词之间。

图:首尔本土的艺术家们用透镜印刷的方式记录下曾经在我们地下市场生活过的商贩们
沿着地下空间的楼梯上行时,交谈的空气开始重新振动,L开始讲起自己学业生涯间的插曲。我对她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在下一站之后就要别过,她的语言里却流露出想要叩响更多回声的笃定。
L聊到了自己正在做的关于在韩国的黑人女性的田野,还聊到了在首尔国立大学时期一段短暂休学的经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就是不想走出房间。把自己一直关在昏暗的房子里面,学校的老师们和母亲都无可奈何...听到你说还没走出家门的残障者的时候,我一下想到了这段日子。”
L说的时候,我想到来到首尔的日子里路过的那些地下室的窗户。这些冷战时期遗留下来,原本作为防空地下室的空间,它们和摊贩一起依偎在城市的角落,一些侧面生锈的门已经上锁,另一些木门半开半掩。或许大部分住户们已经去到了更窗明几净的地方。2022年,首尔的暴雨使很多地下室被水淹湿。暴雨蓄积的水量灌入租户的半地下室,让避之不及的一家三口溺亡在市中心。在此之后,地下室的居住空间才被大举淘汰,或被改造成为社区设施。当地政府开始禁止新建的地下室作为居住空间。然而,首尔目前新的安置房并不足够容纳全部的地下租户的人口生活。

图:首尔地下室的窗户,图源网络。这处窗户的形状非常接近我们在首尔一楼住所的地下室的形状。在我们居住期间,地下室已经全部搬空。
我想到那些住户的生活变迁。一些地下室的玻璃被切割成微小的形状,有的常年只能透过三分之一的光,现在这些光与暗的部分又被主流世界重新拼接在一起,成为宽阔的现代落地窗,一部分仍然不知去向。在困惑的日子里,L会不会曾经也在从前的地下室思考过人生的去向?或许有行人路过的脚步声,她过往的同学透过窗户里亮光递来的零食,或者是母亲悄悄进来,放在她桌面前的水果,像湖面上不断扩散开的波纹,让她回返到生活里面,将窗户重新打开。
之后的日子,我和更多不同形状,在各自内部倾注了不同情感的首尔窗户们擦肩而过。一位做家庭住宿的母亲,将自己房子的另一间卧室开放出来,由远在城市另一端的女儿来线上经营,在下班和上班的时候总会先称一次体重秤。在我生病时分,急匆匆给我带来烘干机,在临走的时候连连用韩语说抱歉,没有好好招待的阿姨。每周在做战争和韩国慰安妇问题研究和倡议,在博物馆中思考着东亚女性历史的的女生。激情谈论着Kpop的美国男生和谈论着美国经典摇滚乐队的首尔男生。在饭后畅聊着自己的愿景,希望未来能够乘火车从南韩到朝鲜,再一路坐到沈阳的本地活动家。他们的面孔生动而美丽,像漂浮在黯淡建筑中的金粉色彩带,在城市上空唱着不息的和声。
那些拼命奔跑也追赶不上,被屏幕前的主流故事抛在脑后的事物,那些被迅速的,伶牙俐齿的造型切割机遗漏下来的碎屑,即便散落在不同的角落,也总会有宽宏的文字将它们原地存留下来,并想象它们和更多人的肌肤之间可能会触发的温度。在这些时刻,文字总像一个随时往后一靠,松软又弹性的椅子,好像即便我们的家只剩下这一把椅子,也是一个可以长存和居住的空间。或许世界上依然有人无比珍视文字,用它们标示出生命的划痕,是因为她们都曾经在地下室,或者有隔板的房间劳作过,并在其中久久凝视过那些窗户。
在书籍报刊中,我见过的韩国女性作者形象也常常如此。她们的眼神总是像在凝视一个方向,特别得几乎像一种独属于亚洲女性的眼神。那些好像对一些不存在的事物透露着慈悲的目光似乎在说,只要不断创造出色彩变换的心灵空间,视线就可以穿透到我们从未到达的无穷远处。
“所以,你的研究是关于什么呢?”想到这样的问题时候,我总是想自己还可以有怎样的回答。
当问题堆叠在一起,在其中迷失了线索的时候,我会在房间中不自主朝着眼前的透明世界打一声招呼:首尔的窗户们,你们如今好吗?

图:二战韩国慰安妇纪念雕像,背后的翅膀象征着受难者的灵魂得到解脱重生。
会场之后
在首尔会后,我回到家乡做了一场手术。在术后恢复的时间,我去到云南的县城拜访可煜,此时她正在做农村精神健康问题的社会工作。半年后,我在新西兰北岛重新见到了心语,她开始了新西兰原住民生育健康的新研究。
首尔的会场像一个信号的发射台,我站在那里,不断向朋友送出不同波段的信号。人们随着时间携带着不同频率的震动返回——无论这些频率是否跟人类学有关。这些在会场之外的空间,撑起了我对“发射出更多信号”的耐心,让生命中的追问和回答变得连贯。
在首尔会议报告的最后,yukun 作为评议引用了我去年写的一首诗。当学术语言有时将我们对“健康”和“照护”的想象压缩时,我感受到这首诗将会议间隙涌动的信号带回了前台:
盲人按摩之家
为sj,珂濛,lava lake,山岫
女孩,在此刻拂过我手心,
在盲人按摩之家,
触觉是这里唯一的通行货币。
那些皮肤褶皱里的言语
如同在空气中无限鼓胀的手风琴
我们会像对待枕头边的小鸟一样,
将它们抖落的音符一一梳洗。
现在你只需躺在膝头,听从我命令:
我已串通好世界上所有的按摩师傅,
将我的灵魂藏进她们手掌厚实的茧中
因此,你不用花一分钱,
就能成为这里永久的贵客。
进入盲人按摩之家,
四周的呼吸攀缘上身体的小径
像成群结对的深海鱼一样涌入光的缺口。
我们的毛孔张开触须,
在宇宙任意穿行的洞穴中
将不同时刻的躯体停靠在
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或一处四面透风的庙宇。
当世界上的明眼人
将自己的目光反锁进抽屉,
我们抚触的手印就站立成拐杖,
搀扶起更多雨天屋檐下坠落的水滴
缓慢地,我们游入彼此感觉的水域
皮肤的丛林中
仍游荡着无数头迷路的猛犸象,
我拿出在碰碰车的乐园中驰骋的野心
将载满惊叹号的诗句驶入正被触碰的肚皮。
一个刚吃过肯德基
还在翻滚着炸鸡余味的肚皮。
这是盲人按摩之家的最高服务宗旨:
要率先勾勒出客人尊贵的脂肪,
将鲜美的肥胖纹铺展成一起游戏的蹦蹦床。
然后,我们从山顶瞬间滑入骨头缝隙的沼泽地
这些钢铸造的,被遗忘的锈迹
还闪烁着痛觉的遗存。
不必担心在泥水中陷落,
我们的指尖生来是最精妙的考古工具——
一群触碰像绵延不绝的铃铛,
给予下一串触碰指引
在层叠的浪中踩空,
会有从深渊中跃出的另一具躯体将我们承托
取出骨骼里被时间拧紧的发条,
我们像一团冰淇淋融化在童年的沙发上
体内不断涌出指纹的岩浆,
在流经之地熔铸成新大陆。
而有一处岛屿,
它从未被抚触
却不断吐出爱与忧郁的丝网
那是一切诞生的事物都尚未光临的地方,
是小时候留在压箱底的玩具
——扔掉了所有眼睛之后,
我们终于快要找到这里

图:匿名游客在首尔战争与女性博物馆前的留言
注释:
Ahmed, S., & Stacey, J. (Eds.). (2001). Thinking through the skin (p. 5). London: Routledge.
de La Bellacasa, M. P. (2017). Matters of care: Speculative ethics in more than human worlds (Vol. 41). U of Minnesota Press.
Chao, S. (2018). In the shadow of the palm: dispersed ontologies among Marind, West Papua. Cultural Anthropology, 33(4), 621-649.
Marks, L. U., & Polan, D. (2020). The skin of the film: Intercultural cinema, embodiment, and the sens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可仔(黎越可): 诗人,关心一切长在身体里的人类学。最近在做中国南方和新西兰南岛两地的社区种植的比较研究。最近的愿望是自己种植一片食物森林。公众号:可仔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