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最近推出大陆中译本的《人类新史》引发了诸多人类学及更广泛议题的讨论，比如对“文明”“国家”“自由”和“平等”的反思。本书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对世界各地的考古学案例的分析，然而中文世界中，基于考古学视角对本书的评论尚未太多。小结此前登出的《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的批判考古学出自一位青年考古学者之手，本篇则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秦岭老师对前文的点评。
本文同样写作于台版和陆版《人类新史》出版之前，故文中将The Dawn of Everything一书按原标题直译为《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一些具体词汇概念译法和现行版本或有不同。
基于一位专业的中国考古学家的立场，本文对本书的大尺度文明隐含的方法论提出了批评和商榷。虽然因为篇幅原因，许多讨论并未展开，比如时间尺度视角如何影响对陶寺遗址的诠释，是断裂性的革命，还是文明延续性的插曲？中国考古学中讨论的能动性和格雷伯与温格罗指向的无政府主义思路差异如何？从《翦商》等书带来的大众上古史热潮中，可以看到考古学已经从营地走向台前，希望本文能进一步激发与当下社会思潮对话的考古学思考。
作者 / 秦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万物的黎明》一书自2021年出版伊始，就在西方学界甚至广泛的社会层面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关注。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该书的共同作者之一大卫‧格雷伯在2020年突然英年早逝，这本书相当于是他的遗作；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格雷伯的影响力早就已经远超学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本书站在一个“重写”西方历史叙事的立场上，用考古学民族学资料否定了自启蒙主义以来关于社会发展的诸多“通识”，甚至否定了启蒙主义的西方根源——这非常契合也回应了当下西方社会普遍的悲观情绪，以及对发展前景和全球性危机议题的否定态度。
同社会学人类学界对此书的普遍关注相比，中国考古学界似乎并没有对此产生很大反响。这一现象可能基于多重原因。首先，必须承认通读全书是一个挑战，篇幅很大，并且各章节充斥着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具体材料”，出于专业研究者的冒昧揣测，很多评论者特别是西方的书评家大概只是“囫囵吞枣”般的通读罢了。中国考古学界估计更是听过的人多，读过的人少。其次，这本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按另一作者David Wengrow的说法是“意图展示近三十年来的考古新证据如何重新建立（叙事）【1】”——这对非考古学的读者来说，无论中外都是一次带着“科普”意味的学习性阅读；而对考古学者而言，则多少只是“熟悉的陌生人”罢了。另外，这本书对西方学界所谓通识的“冲击”，并不构成在中国特别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同样效果——这同后过程主义在中国的境遇颇有可映照之处——“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当然社会政治当中从来都不是新鲜的话题。
基于上述背景，我非常高兴终于能够看到基于考古学者视角的声音。甘同学的这篇书评前半部分按照全书讨论的议题详略得当的梳理了整本书的基本内容、材料和观点；后半部分则针对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和讨论，这其中有比较“考古”的认识，也有相对宽泛的思考。相信这篇书评能够激起其他年青学者阅读该书的兴趣，也能提供更多深入讨论的角度。
个人而言，基于对材料的熟稔程度，我对全书的阅读大概算是浏览和挑错合一的方式——对不熟悉的北美为主的民族学例子可能就是一扫而过；对于熟悉的考古学成果，则不免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结论。
从考古学角度出发最大的问题是：是否能够把古代特别是早期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解释成是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甘同学在她的心得中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狩猎采集社会的季节性，是基于生态环境和资源技术条件的人类适应，还是书中所解释的能够在不同类社会组织中自由转换的”安排social arrangement”？农业的起源，是人与生物共同进化的结果，还是一种可以自由进出的生活模式（in and out farming）？农业起源的漫长过程，是否农业被新石器社群“避免”（avoid）和嫌弃的结果？如果说宏大叙事的写作对材料不可避免是筛选式（cherry-picking）的，那么同样对现象的解释也是筛选式或片面的，这在早期人类社会的例子中表现的尤其明显。
在复杂的、不平等社会的章节中，则很容易看到作者在比较视角上的偏差。比如把中国的例子都当成是独立的、短期的（如陶寺和晚商），没有从整体、发展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新石器与青铜时代的历史。同我们强调的中华文明延续性相反的，恰恰是西方强调的西方文明的根源性和处理其他异文化异民族材料时候的片段性故事性（story-telling rather than history-telling）。
诚如我在导言开始所说，这本书对中国这样“非语境内”的读者而言，谈不上是“反思”，也不会带来普遍的冲击感。但通过本书，倒是可以理解西方宏大叙事中不可避免的思想根源，即用民族学建立社会演进框架；用东方学看待“异文化”这样的固定/传统的视角。作者写作本书的目标，当然是批判甚至超越这个自霍布斯、卢梭开始的启蒙时代（殖民化进程）和进化论叙事。而作者用他们精选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不断设问不断批判的论述过程，在非西方语境的读者眼里，却仿佛是“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再一次殖民。
作者之一David Wengrow在他另一本著作《何以文明》2023德文版的最新序言中（What Makes Civilization）【2】，回应《万物的黎明》这本书，认为文明的定义应该更接近于这个词的拉丁词根(civilis)，指的是社会通过自愿联合的过程自我组织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文明，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文明——这可以视为Wengrow继承格雷伯遗志，走向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宣言。
而新序在用大篇幅描述近东现状和全球困境的同时，也重申对“文明”的定义不应该再是一个政治单位或技术成就的特征列表。相反，指的是社会形成一个道德共同体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societies to form a moral community)、一个扩大的交流和互动领域（an extended field of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尽管存在种族、语言、信仰体系甚至领土归属的差异。这个类似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定义，描述的并不是考古学所见的古代文明，反而更像是为现代西方文明打的一个“补丁”。不同于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望 ，现在西方学界眼里的桃花源，已经不得不到启蒙时代之前的社会或者启蒙时代之外的世界去寻找了。
Reference:
[1] 见本书结论…curious about how the new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at had been building up for the last thirty years.
[2] David Wengrow （2023）Was ist Zivilisation? Preface- to German edition of 'What Makes Civilisati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Berlin: Klett-Cot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