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废墟中寄望植物
冯蕴妍（Kimberly Fung）
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翻译：冯蕴妍
校对：王远平、黄山
原文刊于Critical Asia Archives
(Hong Kong Topic 2023: Locations of Hope)
https://caarchives.org/hoping-for-plants-in-industrial-ruination/
编者按
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面对，发生过的灾害已是事实。我们活在它们后续绵长的时空之中，但也因为无法接受“这就是废墟”，不时想做点什么。冯蕴妍基于田野调查写成的这篇散文，介绍了志愿者在日本足尾铜矿污染地区再造森林的实践。它启发我们思考，在“应该做什么”这样的方法论议题之外，如何理解这个过程中的“希望”。如作者所言：“在工业污染持续的后续（aftermath）中，如果既没有即时的出口，也没有终点线，我们该如何希望？”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提问，对环境、地方的复育，乃至对生活方式或文化的复兴，是否要以某个似乎最为真实——也因此被认为最有“价值”——的过去，作为当下行动的目的或终点？
我最初在Critical Asia Archives今年关于香港的特辑中读到这篇文章。特辑的主题是“希望的位置”（locations of hope），作者们从不同角度谈论了对这座“历史上反复被认为毫无希望的城市”（编者李祖乔语）当下动态的思考。冯蕴妍是香港人，她的这篇关于日本的文章乍看与香港无关，却传递了一种独特而温存的寄望。本文由作者本人翻译，文末作者也回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黄山）
作者序：
我在2021年秋天首次踏足足尾，开始在渡良濑川流域进行多地点田野调查。足尾矿毒事件起源于明治时期，被视为日本公害问题的“原点”。在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中，足尾的一座铜矿尾矿坝崩塌，约3000立方米的沉积物流入渡良瀬川，导致河川的铅含量一度超出标准值接近两倍。一个世纪过去了，足尾矿毒事件仍未结束。另一方面，下游的渡良濑游水池于2012年成为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登记的湿地。因此，有人说，“公害的时间”终于转向“再生的时间”。同时，由于矿山废水处理是半永久性的，废水处理的沉淀物仍持续运输到箦子桥尾矿坝。矿山开采时产生的以及闭山后残留下来的物质继续留存在山上（或者通过雨水冲刷进入河川，并通过水坝流向下游）。工业污染灾难“之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时间和存在？这篇文章从足尾旧松木村的植树造林志愿活动出发，探讨在污染的土地之上，如何寄望“生命”。
正文：
1902年，因为足尾的硫磺铜矿精炼过程排放的硫酸性气体造成的破坏，松木村遭废村，变成了一片废弃之地【1】。足尾地区的烟雾造成了广泛的损害。有毒烟雾杀死了树木，导致表土没有被树根固定，只能任由雨水冲刷【2】。足尾的山脉因此变得光秃秃的，裸露出基岩。
【1】：饭岛伸子，《足尾铜矿地区的采矿污染（足尾铜山山元における鉱害）》，国连大学出版局，1982。
【2】：Kichiro Shoji and Masuro Sugai, “The Ashio Copper Mine Pollution Case: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in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Japan, edited by Jun Ui,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8–63.
尽管在过去120年里，绿色逐渐恢复，但由于土壤劣化、鹿类过度繁衍和气候变化等因素，恢复原有森林面积的尝试一直面临挑战。1912年建造于旧松木村的黑色铜矿渣尾矿坝也没有计划废除的迹象【3】。整片土地的“完全”再生被认为是难以实现的。
【3】：东海林吉郎、菅井益郎，《【新版】通史・1877–1984年足尾矿毒事件（【新版】通史・足尾鉱毒事件1877～1984）》，世织书房，2014：页231。
“森林人计划”（日：森びとプロジェクト；英：Forest People Project），是一个通过森林再造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志愿组织。他们于 2004 年在旧松木村启动了植树造林项目。该组织的顾问、植被生态学家宫脇昭（Akira Miyawaki）告诉成员们：“如果你要种植森林，就要选择最困难的地方。”这句话引导成员们前往旧松木村和其他困难的地点植树造林，包括一些废弃矿山和“3.11海啸”的遗址。
在工业污染的持续后续（aftermath）中，如果既没有即时的出口，也没有终点线，我们该如何希望？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希望并不意味着没有毒素，或者以倒转时间的箭头的方式完全恢复环境，仿佛足尾的铜矿开采和精炼从未发生过。通过讨论我在“森林人计划”的田野调查，我将探讨志愿者们如何在受损的山脉和废弃的土地中寻找和种植希望。
在植物中寻塑希望（figuring hope）
走进旧松木村，便是一片牧草海洋。起初，我把垂泪爱草（日：シナダレスズメガヤ；英：weeping love grass）误认为是日本芒草（日：ススキ；英：Japanese pampas grass）。这两种物种在足尾很常见，因为它们是用于快速绿化的先锋物种【4】，并且会怪物似地迅速蔓延，有时阻碍树木的生长，继而阻碍造林。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与垂泪爱草这种“外来牧草物种”相比，日本芒草的存在更能代表恢复的迹象。尽管芒草和牧草都是人工种植的，但在土壤条件普遍更有利的地方，芒草的生长速度会超过牧草。根据一位前林业厅官员说法：“芒草生长在酸性土壤改良过的地方，也是牧草曾经生长、死亡的地方。”芒草的存在，意味着更有利于其他植物的生长的土壤条件。
【4】：例如，1951 年发明并于 1952 年采用的植生盘中就使用了这些物种。它们还被用于 1965 年开始的空中播种。详见 原泽正夫，＜足尾荒废山地的绿化（足尾荒廃山地の緑化）＞，《砂防学会志》51卷5号（1999），页75。另见 高梨胜昭、大岛知生，＜足尾荒废地的绿化复原：足尾治山事业（足尾荒廃地の緑の復元：足尾治山事業）＞，《水利科学研究所 》59卷1号（2015），页139。
我对芒草可能被寄予希望的解读感到惊讶，因为它经常被视为造林的障碍。在为另一个组织进行植树造林的志愿工作时，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挖掘和清理芒草的坚韧根部上，以防止年轻树木因养分不足而死亡。我经常缺乏力量和技巧来铲除主根系统：这些根部有时像血管一样呈现出红色，它们在土地上广泛生长，与挡土墙纠缠在一起。这些扭曲的根系更接近于“怪兽”的形象，而不是土壤改良的指标【5】。另一方面，据我所知，足尾地区的植树造林志愿者组织并不会种植芒草，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追求快速绿化，而是造林。而如何评判芒草在绿化中的普遍使用，则可能会引发另一个辩论。
【5】：Anna Tsing, Heather Swanson, Elaine Gan and Nils Bubandt, edited,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and Monsters of the Anthropocen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牧草的海洋被视为人类干预之必要性的证据：“如不加照料，草地只会保持为草地。”正如Eben Kirksey、Nicholas Shapiro和Maria Brodine所主张的，被毁的有毒景观也可以提供新的希望图景（figures）【6】。正如芒草既可以是改善土壤的证据，也可以是障碍，探究生物以何种方式在场（presence），亦是从生物中寻塑希望、产生行动的一种方法。熊、兔子、猴子和鹿的足迹和粪便，既标志着生物回归的希望，也是对造林而言令人担忧的警示——年轻的树木在长得强大到能抵挡野生动物啃咬之前，可能会被吃掉，因此需要改变使用的围栏以及设置围栏的方式。
【6】：Eben Kirksey, Nicolars Shapiro and Maria Brodine, “Hope in Blasted Landscapes,” in The Multispecies Salon, edited by Eden Kirkse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9–63.
栽种希望
“森林人计划”根据植被生态学家宫脇昭的田野研究，决定了在旧松木村种植的树种。宫脇昭通过“潜在自然植被”（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理论，发展出森林再生的方法学。潜在自然植被的生态工程不遵循Frederic Clements提出的经典演替理论（succession theory），即待草本群落逐渐演替为巅峰群集（climax community）。相反，它旨在假定没有人类干扰的前提下，通过种植当前气候条件所能形成的稳定的植被类型，加快植被演替，以求在几十年内形成“准自然森林”【7】。
【7】：宫脇昭，《三千万棵树苗：创造生命之林（苗木三〇〇〇万本: いのちの森を生む）》，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6。
几种落叶阔叶树被确定为潜在的自然植被物种：枹栎（日：コナラ；英：konara oak）、水楢（日：ミズナラ；英：mizunara oak）、日本七叶树（日：トチノキ；英：Japanese horse-chestnut）、连香树（日：カツラ；英：katsura）和日本枫树（日：ヤマモミジ、イロハモミジ；英：Japanese maple）。它们被密集地混合种植在指定的森林再造区域【8】。秋天，森林黄红相间的色调，与周围褐色的“夜叉五倍子”（日：ヤシャブシ；学名：Alnus firma）形成鲜明的对比。夜叉五倍子因具有固氮能力，被有关部门选为先锋植被物种，其种子在60年代通过直升机传播【9】。颜色的对比反映了单一物种的恢复和多样的森林群落之间的区别。我想起了成员们常提醒我“绿色也有不同的种类”，而单有绿色植被的回归，并不总是再生的标志。
【8】：森林人计划委会员，《五年植树造林报告（5年間の森づくり報告）》，森林人计划，2010。另见 森林人计划委会员，《足尾・臼沢之森观察报告书（足尾・臼沢の森観察報告書）》，森林人计划，2015。
【9】：高梨、大岛（2015），页139。
在潜在自然植被理论的基础上，团队开始在获准种植树木的剩余土地上进行新的实验。他们根据土壤条件将土地分区，并选择相应的物种进行观察。他们计划记录植被演替的过程，为其他退化土地的森林再生项目提供新的见解。如果潜在自然植被是一个关于“本来可能发生的”（what might have been）的理论，关注的是如果矿业没有存在森林可能的样子，那么这次最新的尝试则是在承认现实已经如此的基础上，去观察“什么仍是可能的”（what is yet possible to be）。两者都是通过探索在被污染的当下仍然存在怎样的可能性，来寻找未来宜居环境的希望。
新划定的植树造林区域被命名为“Rinne之森（りんねの森）”，也可以称为“轮回森林”（りんね为汉字“轮回”的平假名），寓意着“希望人们能够感受到，在这片逾50年以上没有树木只有草地的土地上，万物生命的轮回”【10】。
【10】：“在轮回森林举行了四年来的首次植树活动（4年振りの植樹を「りんねの森」で開催しました）”，森林人计划，2022年10月1日，http://blog.moribito.info/2022/10/post-34d9.html（2023年4月30日读取）。
寄望日本山毛榉
2013年，几位登山者向“森林人计划”的成员们报告了中仓山山顶上一棵孤树，但树种尚未确定。后来确认，这棵孤树是一棵树龄约 120 年的日本山毛榉。中仓山是受到烟雾污染严重影响的山脉之一。由于硫酸酸性气体的排放，山坡的一侧几乎没有植被。另一侧虽有植被，但许多树木并非潜在自然植被理论下的原生树种，而是髭脉桤叶树（日：リョウブ；英：Japanese clethra）。这是一种具有很高重金属耐受性的物种，与夜叉五倍子一样被选为先锋造林树种【11】。
【11】：高梨、大岛（2015），页139。
日本山毛榉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曾经有一片山毛榉森林，其中许多树木因为酸性烟雾而死亡。由于山毛榉通常生长在湿润的具有较大蓄水能力的森林中，因此在中仓山这种不利条件下生存的这棵“孤高的山毛榉（孤高のブナ）”，成了一棵“幸存树（survival tree）”、“无声的叙述树（無言の語り木）”，也是松木村烟雾污染和废村历史的“活见证（生き証人）”。
虽然山毛榉在烟雾污染中幸存，但山坡上严重的土壤侵蚀导致其根部暴露在裸露的地面上。此外，由于没有其他树木的保护，这棵孤立的山毛榉也容易受到风灼和日晒的影响。因此，“森林人计划”于2017年展开了中仓山山毛榉保护计划，名为“为足尾中仓山的山毛榉打气报恩（足尾・中仓山のブナを元気にする恩送り）”。
“森林人计划”每年两次组织志愿者向山顶运送黑土。志愿者们将黑土装入植生袋中，并将这些植生袋钉在裸露的树根部分，希望能够种植出小草，减缓泥沙的外流。值得注意的是，足尾地区分别于1952年和1964年曾引入植生块和植生袋进行绿化【12】，这样，社区的工人和妇女就能够扛起这些植生块和植生袋，将它们放置在陡峭、岩石裸露、没有丰富表土的地区。目前的做法是对这种方法的延续【13】。
【12】：高梨、大岛（2015），页135–139。
【13】：日光市足尾地域振兴协力队编，《打扰了，请告诉我关于足尾的事！第二部（ごめんください、足尾のこと教えてください！その2）》，日光市足尾総合支所総务课，2016，页5–28。
“也许我们的情感和打气声被听见了。”森林人计划的一位成员说。2022年秋天，山毛榉迎来了丰收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种子。在数百颗拾起的种子中，有几颗小山毛榉发芽了，其中一些被种植在旧松木村的植树造林区，还有一颗计划于2023年4月种植在中仓山上。志愿者们将小山毛榉、防止动物侵害的网、铁柱和金属丝搬运到山顶。他们在防护网上添加石头和脱落的枝干，以保护幼树免受到鹿类的食害，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空间和时间。
在中仓山上种植的小山毛榉被赋予了名字“希望之榉（希望のブナ）”。当我询问“希望”是什么意思时，命名的成员告诉我：“孤独生长的山毛榉没有自己的后代，因此种植带有其DNA的幼树就是希望。”鉴于这棵孤独生长的山毛榉的生命可能随时终结，他们希望它的后代能够“传承希望”。这种希望不仅仅是环境再生的希望（尽管这是可盼的），而且是见证和传承历史的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不仅限于潜在和可能的环境再生。照料对污染的见证本身，也是希望。
于当下希望
米歇尔·墨菲（Michelle Murphy）提出了“变命（alterlife）”这一概念，以寻求另一种论述方式来替代将生命和景观视为病态的、以受损害为基础的研究：
“变命拥抱不纯且受损的生命形式，悲观地承认持续的暴力；它生活在技术科学帮助塑造的世界內部，也与之对抗。变命是复苏的生命，它坚持并继续着。[…] 变命承认人们无法简单地摆脱伤害性和致命性的纠缠，这种纠缠构成了当今的存在，也是持久的后续（aftermath）的一部分。然而，对变的开放性也可以用来描述种种潜力：成为其他事物、在灾难的余波中捍卫和坚持、重组与水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在后续保持可变（alter-wise）。”【14】
【14】：Michelle Murphy, “Alterlife and Decolonial Chemical Relations,” Cultural Anthropology, 32 no.4 (2017), p. 500. 在文中，Murphy以多氯联苯（PCBs）为例，探讨了将化学物质描绘为离散实体以及检测化学物质对生物体造成的损害的技术科学认识习惯（epistemic habit）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新的方向以更好地理解“化学关系”（chemical relations）。
那么，让我再一次提问，当工业污染的后果不可逆转时，可以如何希望？就如同“森林人计划”在旧松木村的植树造林活动中所展示的那样，希望就在当下，在受损的山头和土地之中。“森林人计划”将工业废墟一小块一小块地改造成森林，以此遏制气候变化。人与植物的互动将废弃土地分解并重新组合（de/recompose）为希望：作为环境再生的希望，以及作为见证的希望。通过寄望日本山毛榉，希望就在当下，在持续的工业污染后果的中心。希望即现在。日本山毛榉和新栽种的幼树，就在这受损的景观中。
“植物是不能移动的；我们种植它们后，它们就会留在原地。所以，请确保正确地种植它们。”我经常被成员们提醒，树木不能行走，它们尽其所能在当前位置生存。有时动物会散播种子，有时它们会啃食刚发芽的树木。我们尽自身所能与其他物种合作，然后祈祷，并再次尝试。
讨论与回应
1. Heather Chen：
很感谢Kimberly的分享，学到了很多。我是现当代日本视觉文化研究者，很开心能和你对话。我好奇的是，足尾的居民和”森林人计划“志愿组织是如何与更多、不同性质的assemblage交涉？在我印象中，除却自发组织的，以非人类中心的角度思考并弥合生态的举措，日本环境史似乎也充斥了沮丧的对峙。
很快想到的是，由チッソ株式会社工业排放带来的汞中毒，从193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其间大大小小的抗争活动，村民与当地政府、法律机构、财团等的冲突不断。作者关注”后-灾难“时刻的希望，而灾害的“深层时间”往往也是很多抗争者思考“希望”的前提（足尾矿山的明治起点之外，水俣病的历史与日本帝国殖民扩张的关系密不可分，”3·11“给东北部造成的巨型灾害亦可追溯至战后东京都圈的急速发展）。
我知道这或许不是作者描绘希望的初衷，但我想请作者聊一聊，这扎根于土壤的希望，如何在“灾害”更深远的时空和回响，并持续发声的？如何看待nonhuman agent和结构性暴力的碰撞？
Kimberly:
根据我的经验，足尾、水俣和3.11经常被一起讨论，用以揭示了日本公害问题的结构，比如"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如何导致深刻的受害。对于我和许多关心公害的人来说，足尾、水俣，当然还有3.11，仍然未完结。足尾以及渡良濑川的田野给我一个启示，我们可能永远处于污染和再生之间的这个裂隙（chasm）中。那么，在这个裂隙之中，“生”是如何可能的呢？灾害的“深层时间”是有两个重要意义的：一个是从长远来看，污染可能变得无关，因为在此之上的另一种生活成形了，另一个是尽管人类与毒性的相遇（toxic encounters）可能被阻截，但我们仍然与这些“潜在有毒物质”共存。一个例子是在3.11期间，海泥被冲到了三陆海岸，那些海泥含有的砷来自以往矿山冶炼过程中释放出的砷。从重金属到日本山毛榉，thinking with non-human agent是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缓慢、分散和“波澜不兴（uneventful）”的暴力的一种方法。
关于“森林人计划”，该组织主要关心气候变化和全球暖化，当中，“生命”是一个关键主题，他们将工人在炎热天气下的职工安全和反对明治神宫外苑的树木將被砍伐等问题串联在一起。我还在另一个名为“足尾に緑を育てる会（Grow Green in Ashio）”的造林组织做志愿者，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主要是足尾的居民。该组织是由足尾和下游的组织共同建立的。下游的居民和其他社区组织的成员也会加入到作业中。“足尾に緑を育てる会”所交涉的assemblage在于足尾矿毒事件的历史中上下游的关系。两个组织也将未来的想像放在超越自己生命的时间，我想这也是Heather所指的“灾害的‘深层时间’往往也是很多抗争者思考‘希望’的前提。”
2. 陈浩乾：
我在内蒙古阿拉善做田野研究，很喜欢这篇文章描绘出的丰富而有生机的图景，能借此机会学习日本的生态修复实作也是我作为读者的幸运。
这篇文章同时也提醒我：在中国大陆以“治沙”为主线的植树历史中，人不断照护植被于极坚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这一过程离不开对未来的具体盼望——这种盼望或许也是一种“希望”，其指向的历史语境却很不同。
在我的研究经验里，承载着人的希望的植被在沙漠中的生长过程其实也充满了别扭和严酷。为了提高存活率，多样性可以被牺牲；如列兵般整饬的人工林是我常遭遇的面貌。这很难不让我联想到中国社会的生命政治经验。
我好奇，在被污染的土地上，植被修复与希望的连接，一开始是否也让你感到意外？“希望”在生态修复实作之外，在日本社会中又是如何游荡？
Kimberly:
虽然我在田野之初已经对如何反思环境污染中的“damaged-based narratives”感兴趣，但没有想过用“希望”这个词，直到在田野遇上“希望之榉”。因为这是田野使用的字，我觉得可以（和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我不肯定能否回答有关“希望”在日本社会如何游荡的提问。但也许我可以举一些例子。
为小山毛榉命名为”希望之榉”的成员，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撰写了这样的标题：“我们的希望（种植树木）成为了一片生命的森林”。我认为希望就是关于生命仍然可能存在的方式（how to make life possible），这也包括了水俣的甘夏、福岛的油菜花、东北地区的Tohoku Cotton Project。同时，希望也涉及到如何在“过去”中发现新的生命，例如文中提及足尾中仓山的日本山毛榉，或者是水俣病受害者成立的“本愿之会”（本願の会）所铭刻的灵石（有关“本愿之会”的研究可参考下田健太郎的著作）。
另外，我认为足尾的山的特性在于，山既是再生的现场，也是灾害的见证。山上有很多用作挡沙坝（日文为“砂防堰堤”），山也因“山腹工事”而被砍成一截一截的楼梯状。一问起为什么有那么多挡沙坝，又或是为什么山是一截一截的，答案就是因为有过烟雾污染——当然，要不要起那么多挡沙坝，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山是烟雾污染的“物证／重要证人”（借用Susan Schuppli对“material witness”的用法），同时也是植树造林以及寄望环境再生的现场。
3. 黄山：
谢谢Kimberly的分享。读到这篇文章最初的感受是，它的文字和其描绘的世界之间是相得益彰的，让人可以缓缓进入矿山污染之后续的时间感，较为从容地作者一起思考，体会她描绘的希望/寄望是什么。我自己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关于香港乡村的社区营造和农业保育。比照文章中提到的经验，使我更加确信，希望不大能只是一种“脑内”的想法，或者可以和“外界”隔绝的心理状态。希望不只是一种对某种状态或事实可以“实现”的欲望，仿佛某个我们提前已经知道的东西出现了，希望就成了。这样的过程对维持信心固然必要（例如，如果那一株孤独的山毛榉可以变成一个小森林……），但更重要的或许是，承认人并不能持久地占有希望，同时思考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它的光彩更容易在人间浮现。如果是这样，对可能产生希望的相关物、人、情、地方、社会关系的关注和养育，本身就是希望的一部分，无论它作为动词还是名词。就像作者所说，“希望不仅限于潜在和可能的环境再生。照料对污染的见证本身，也是希望。”
“也许我们的情感和打气声被听见了。” 这个引用中包裹着的人对树颇为温和，甚至有些拟人化的对待，也让我很感兴趣。在我有限的日本生活经验和对文艺作品的印象（例如宫崎骏），这样一种万物有灵且“可爱”（cute, or loveable）的感觉，在生活中之常见，总是让我惊异。我不确定这种感觉有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日本”，但如果有这一回事，有这样一种底色，那么我想请问Kimberly，可否谈谈它对人们介入生态问题、参与行动有何积极影响，又有什么局限？
和浩乾类似，我有此问题，认为它值得思考，多少也是因为比照了另一个语境，在其中我们看到了颇为不同的美学，或者说生态情感政治。例如，在“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说法中，绿水和青山经由金、银这样的一般等价物，其价值才能够被论述，才能对接民众实际上能接受的情与理。
Kimberly:
如果说是关于自然的拟人化的话，我会想到渡良濑游水地的东方白鹳。谷中村的村民因渡良濑游水地的兴建计划而被迫搬迁。村民被命令在1906年4月前离开，但留守的村民抗议一直持续到1917年。大约一个世纪后，2012年渡良濑游水地成为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登记的湿地。随着湿地的再生，2020年渡良瀬游水地有一对东方白鹳定居，也成功孕育了野外繁殖出生的东方白鹳。这对东方白鹳获小山市颁“特别婚姻届”，而渡良濑游水地的六自治体（茨城县古河市、栃木县栃木市、小山市、野木町、群马县板仓町、埼玉县加须市）也共同为在渡良濑游水地出生的东方白鹳颁发了“特别住民票”。这种做法可能可以从保育生物学中的旗舰物种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
而我在田野中所看到的更多是过去和再生之间的往复。最近田野出现有关于想要重现过去有雁飞来的风景的讨论，这可以说是尝试在过去的风景中寻找再生的可能性。谷中村的旧址长满芦苇，一方面支持了芦苇编织的产业，但另一方面也曾是谷中村废村的悲剧的象征。在90年代，随着与环境运动的脉络的连接，芦苇湿原的生态价值成为反开发运动的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悲剧就不存在了，渡良濑游水地的行动者们也关心如何在湿地保育历史。足尾松木村的地景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往复，故我现在正思考可以如何比较“松木村的芒草”和“谷中村的芦苇”。
“混合生命”将记录一群长期相识的伙伴们的闲言碎语，并在互联网的虚空中召唤志同道合的人。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为了活着而说话，又因为说话而感到自己真的活着。在这一世相变幻，扑朔迷离的时代，我们感到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或许最重要的是先发出自己的声音。生命在今天，属人的抑或是非人的，都失陷于一片既角力又依存的混沌中，正无可奈何地驶向未知的宿命。在沉默、呓语、呼喊的环绕中，我们应该试着讲清道理，还是让鲜活多停留片刻？混合生命会轻声回答。像有风吹过的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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